“这一点卑职也会和厂公说明。”周文郁笑道：“大人刚升巡抚军门，不宜动作太大，而且要收城复土，暂且真的顾不上。”
袁崇焕微微一笑，周文郁确实是聪明人，相当的得力。
其实最要紧的原因是袁崇焕不愿叫人感觉他的升官是因为攀附的阉党，如果过几个月再修生祠，各地修祠已经蔚然成风，他跟风而作也就不那么显眼。将来就算清算阉党，他袁某人最多算是外围中的外围，根本就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卑职还有一事，冒死上陈。”
周文郁跪了下去，袁崇焕一楞，将周文郁搀扶起来，说道：“你虽是我的部下，我向来拿你当心腹来看，和诸位幕僚老先生一样看待的。你有什么话，但管说来，就算是大逆不道狂悖混闹的话，我也都会包容的。”
“多谢老大人。”
周文郁要说的话确实相当大胆，他仔细思虑，想来想去，袁崇焕要想更进一步，短期内从资历来说根本就不可能。
除非是养望或有特殊的事件发生。
养望很难，要做实绩，立战功，不停的涮新人们的认知，同时要时间推移。最好是再受一两次迫害免官去职，这样十年八年之后，人们想起边事无人，第一时间脑海里就想到袁崇焕，如此，养望就算成了。
不过现在的这局面，谁知道将来政局会如何变幻？
最好的办法还是把持住辽西兵权，威权日重，牢牢掌握将门和兵权，使朝廷不敢轻易换人，这才是最好的办法。
除了掌握将领之外，最好的办法当然是能叫朝廷感觉到袁崇焕能掌握住大局，使天启六年正月的悲剧不再重演。
此事除了需要重新筑城和练兵，战场上需得挡住女真人，不可再使其长驱直入。
正月间的惨败，除了辽西各将真的打不过之外，进退举措失宜，甚至将门故意放女真人进来的心思也是有的，但事后检讨，就算辽西将门没有异样心思，认真抵抗，最终的结果也还是差不多。
最多是提前撤走觉华上的人员和物资，损失就不会有这么大，除此之外，不会有任何更好的结果了。
经过一系列的大战之后，辽西的营兵和将领内丁可以上一个层次，底下就是多加苦练，并且给他们实战的机会，实力上来才是真的，别的都是假的。
但栽培将领内丁也好，训练营兵也罢，哪怕朝廷还是一年三百多万的粮饷拨给辽西，想在短期内在战场上和女真人争雄、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或许慢慢来，一直有练兵的机会，粮饷也充足，真的磨练出十万八万的强兵，那时候可以收复广宁，稳守三叉河，使女真人不得寸进，乃至十年二十年之后，观其自败，朝廷以二十万兵再讨凶顽，可建全功。
可袁崇焕能在辽西呆十年二十年吗？
五年也是难保。
朝廷政局不稳，缺乏真正的强势人物，魏忠贤再强只是一时，这是所有有识之士的共识，内阁没有强势的首辅，或者说没有真正强势的党派，这才是最要命的事。
自隆万之际，内阁的稳定才是最要紧的事，高拱执掌整个隆庆七年时间的政权，接下来是张居正的十年，这才是大明最稳定和发展最好的十七年的时间，国家强大，百姓富庶，后来到万历二十年之前，政治也还算清明，先后是张四维和申时行王锡爵等清正大臣秉持国政，国势仍然很强。
当时朝中也有党派，东林党已现雏形，不过主要还是以籍贯来分，比如江南一脉，或是浙江一脉，或是楚党，或是川党，或是晋党，朝政就在这几个党派之中轮转，比如张四维是晋党领袖，其后的申时行是江南一脉。
朝中当然也有政争，党争，但党争还是些微的利益之争，并没有以党争害国政。
真正出现变化是在万历中期，也就是国储之争开始之后。
在万历的怠政和立储之争之下，党派不仅出现，而且越来越牢固，无党之士，渐难寸进，而京察之时，各党都会对别党痛下杀手。
此后党派之争越演越烈，最终出来方从哲秉政，调和诸党，但只是流于表面，后来方从哲自己都不得不黯然挂冠而去，诸党之争，在天启早年以东林大胜告终，然后三党迅速投靠魏阉反扑。
国事让位给党争，内阁和朝堂之上几无宁日，对国事的损害当然极大。
比如熊廷弼，时人以为可惜，但主要还反映在熊是楚党中人，而王化贞是东林党人，两党相争，王化贞这个巡抚反而凌驾于熊这个经略之上，这是党派力量不同，地方的文武官员也就有所取舍，经略和巡抚的职权重叠，王化贞侵权侵的理直气壮。
最后广宁事败，东林死保王化贞，熊廷弼反被杀掉，传首九边。
很多事，看起来是偶然，其实也是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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