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臣所期待的，就是第五份诏书和第六分诏书所要宣布的详细内容。
第五份诏书十分详细，字数也很多，信息量也很大。
主要就是分封文官群臣。
这份封赏的主调是介绍郭鹏规划的魏帝国中央和地方的权力规制，以及旧有或新增的各部门的首脑，升职或者加薪，既不升职也不加薪的，给予爵位赏赐，反正算是人人都有。
毫无疑问，郭鹏在中央还是延续了三公九卿制度之下的基本体制，但是郭鹏虽然立三公九卿，却比东汉更加直接的将三公九卿虚权化。
东汉时期已经逐渐形成了权归尚书台，而三公多为政治花瓶的现状，郭鹏则更进一步。
整个三公九卿之中，只有司徒蔡邕、太仆鲜于银在任，其余十个位子全部空置。
除了鲜于银因为养马的事情而得到了太仆的职位，除此之外九卿再无他人，而三公方面，司徒蔡邕很明显就是个政治吉祥物。
可以确定的是，在中央政府层面，郭鹏完全摒弃了三公九卿，以尚书台、御史台、参谋台三台为主要行政核心。
郭鹏把尚书台官方化，使之彻底脱离少府的管辖范围，另置内阁为皇帝机要秘书部门，直属皇帝。
御史台和参谋台编制不改，郭鸿和戏忠依然是御史台和参谋台的头头，两人纷纷得到了封爵的赏赐，副手桥蕤和郭嘉也得到了爵位加封。
御史台依旧负责监察官员的渎职违法问题，并且力主弹劾。
参谋部则和皇帝一起商议军机，并且受皇帝的命令持节外出协助军队作战。
内阁首辅王粲被调任了，新内阁首辅的人选是原魏国相曹操，郭鹏让曹操担任内阁首辅，加封爵位为二等侯，加食邑一千户，给予厚赏。
原魏王国因为魏帝国的建立而重新恢复了冀州的行政单位，郭鹏调任原弘农郡太守韩浩出任冀州刺史。
而尚书台的变化就很大了。
程昱依然是当仁不让的尚书令，原先的左仆射陈纪因为主动辞官后病逝，而只剩下田丰一个仆射，郭鹏不曾加官，不曾加另外一个仆射，所以尚书台的首脑就是程昱和田丰。
这两人依然任职如故，但是在这两人之外，郭鹏大作改变。
他直接把整个尚书台做了大改，改得面目全非，一般人看到了都要直接懵圈，不知道这个划分到底是怎么来的。
在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基础上，按照他的想法划出了吏部，民政部，财政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和外交部八个部门。
以程昱为尚书令，总管整个尚书台，又兼掌吏部尚书，主掌全国官吏的奖惩升降。
以田丰为尚书仆射，辅助程昱总管尚书台，又兼掌工部尚书，主掌全国范围内的城市建设、水利建设、交通建设等。
调任原内阁首辅王粲为财政部尚书，主掌全国范围内税收统计、支出和国库建设，反正就是管着钱袋子，搂着钱袋子，要花钱就找王粲。
调任原河南尹枣祗为民政部尚书，主掌全国范围内户口统计、田亩度量和农业制度建设等，屯田大业就归枣祗管。
以原尚书台官吏辛毗为外交部尚书，取代大鸿胪接任外交事宜，奉郭鹏的命令，重新收集有关西域的一切资料。
调任原魏郡太守崔琰担任礼部尚书，主掌中央朝廷的一切祭祀、年节活动的礼制建设，并且在汉礼的基础上重新架构全新的魏礼。
调任原河东郡太守董昭担任兵部尚书，主掌军队物资储存和后勤运输等，不直接参与军事，直接参与军事的是参谋部，兵部相当于后勤部门。
调任原太原郡太守郭议担任刑部尚书，主掌执法，同时是新《魏律》的制定核心部门，取代了廷尉的部分职权，与司隶校尉、御史台三司并立。
因为御史台和刑部两个法律部门都以郭氏为首脑，郭鹏为了好看一点，就把司隶校尉这个职权较重的职位任命给了国渊。
国渊也是老臣了，是郭鹏的青州时代通过经学大师郑玄推荐的弟子之一，历任地方职位，从县令到郡守到中央尚书台尚书的职位都干过，履历很漂亮，而且学问扎实，公正无私，郭鹏就把司隶校尉这个职位交给了国渊。
另外按照之前的约定，郭鹏让荀攸做了河南尹，主掌首都地区的建设工作，也算是对他的付出有了交代。
大体上的行政分封就是如此，其他一些官员的平级调动很是寻常，并不值得关注。
而真正值得关注的就是尚书台的大改本身。
这里头最能体现出新皇帝郭鹏对新朝政治体制的架构思路，以及未来皇帝的施政方略。
恰恰在这方面，是群臣一时半会儿难以参透的，因为郭鹏的架构不同于以往任何一种方式，细分的程度很高。
也不怪他们，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他们自然不可能很快明白郭某人的用意何在。
郭某人的用意，自然是要拿两汉以来二重君主制的政治潜规则开刀，竭尽全力，把这种完全不利于君主集权专制的潜规则打掉。
这种奇特的政治规则直接影响了后来一直到隋唐的政治生态，这是郭某人不能允许的。
汉朝的政治架构其实可以说是秦的政治制度与周的政治制度的杂糅体。
所谓汉承秦制，倒不如说是秦和周的结合，这一点，从刘邦大封宗室诸王这一点就可以看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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