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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朝开国，普天同庆，更有好消息传来，成都府诸路，已正式纳入华国势力范围。新朝国土版图，陡然扩大五分之一，当真是开国大典上最好的礼物。
中原迅猛崛起如此一个庞大帝国，周边诸国，无不震怖。纷纷遣使，携重礼国书，前来朝贺。并希望缔结盟约，或自承属国，或要求平等相待，各有所需。已经沉寂了两百余年的大唐故都长安，又隐隐重现昔日万国来朝，四海滨服的盛况。
狄烈当初决意接受劝进后，谈到国都问题时，朝臣们提出三个定都地点：开封、太原、长安。
文官们多倾向于开封。宋之故都，巍巍汴梁，京华春梦，百年沉醉。虽时过境迁，人物皆非，犹令人感念萦怀。
武将们则多倾向于长安——华国建立后，注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军事防御的重心都将在西北部。将国都建立在距离国境线较近地域，更有利于中枢对边军的指挥与支援。
至于太原，则是许多原天枢时代的老人们怀念之地，且华国百万军民中，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口来自河东，故此，在下层军官及士兵中，定都的呼声也颇高。
狄烈通过反复权衡之后，最终决意定都长安。
开封虽好，却是一个足以挑动南渡宋臣神经的敏感地区。你占领没关系，但若建都，就挑明了要与南宋为敌——要知道，眼下迁都长沙的南宋朝廷，依然将长沙称为“行在”，其意仍然是不忘东京故都。尽管大伙都心知肚明，这东京注定是再也回不去了，但面子上要做到位，大家心照不宣就好。但若定都东京，那就等于把脸皮子撕破了，必定招至南宋朝野反感激愤。南宋未必有挑战华国的胆量，但舆论上对华国肯定很不利。南宋那些士大夫，动手不行，动口却是牛到不行……为了尽量避免过度刺激南宋君臣，减少将来统合南宋时所遇到的阻力，此事不可不谨。
建都长安，确实如武将们所考虑的那样，能够在战事发起时，中枢快速反应、调度、支援——须知在古代落后的通讯条件下，中枢距离边境越远，反应就越慢，调度越僵化，支援越迟缓……这对战争的胜负无疑是致命的。
后世明朝为什么由南京迁都北京？天子守国门的真意，不是说敌人打过来了天子都不跑（北宋二帝就是前车之鉴），而是指在中枢决策者更接近于边军，接近敌国。这样一旦有变，可以最快速度做出决策，并迅速反馈回边军将领处，使边疆将帅能贯彻朝廷的意图，做出正确处理。
这也就相当于战场上的指挥员靠近指挥之意。
打仗，打的就是战机，而战机常常是稍纵即逝，中枢（天子或者说是朝造决策者）的距离远近，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一场战争的胜负。
后世明朝的国门在北边，而华国的国门，则在西边，所以，定都长安，在目前来说，是合乎现状的正确选择。至于粮食保障与漕运问题，的确是长安的软肋，或许等将来解决西北边患之后，可以考虑迁都，迁到一近海处……
八月，对新成立的华国而言，是一个繁忙的时节。首先，公布了新组建的朝廷领导班子：左相陈规、右相张角、兵部尚书凌远、礼部尚书宇文虚中、吏部尚书赵偲、户部尚书宗颖、刑部尚书张孝纯、工部尚书陈规（兼）……
华国恢复三省六部制，所以左、右相及六部尚书，就是朝中一级权力架构，与南宋的朝政结构略有不同。
陈规与张角这两位有才有能的元老，位列左、右相，自在情理之中。一直作为狄烈重要军事助手的凌远，出任兵部尚书，也并不出人意料。国丈赵偲，外交功勋显著，拿到六部中最大的肥缺，也是题中应有之意。工部尚书只是陈规的挂职，主要是做指导、给思路，具体工作，自有一批任侍郎、员外郎的顶级大匠负责。礼部尚书宇文虚中虽然屡屡给狄烈找麻烦，但狄烈量才施用，照用不误，所展现出的过人气量，令满朝文武及京中士子为之膺服。刑部尚书张孝纯的资格很老，又有太原抗战功勋，虽有降敌瑕疵，但瑕不掩瑜，只要天子器重，当个刑部尚书，倒也无可厚非。至于宗颖，资历虽浅一些，但凭借其父余泽，加之有先后任职开封府推官、通判、开封府尹的履历，倒也没多少反对意见。
至于当初天枢城，甚至在天平寨时期，就担任各种要职的老人，如侯方镜、王友植、刘二平、周德旺、鲁大成、周阿吉等人，因自身声望、能力及格局问题，不足以担任如此重要部门一把手，但当个副职还是可以的。比如侯方镜就是户部侍郎；王友植是户部员外郎；刘二平是户部给事中；周德旺等人则是将作监、少监等职，多为四、五品官。这在当时，算是高官了，而对于出身卑微的他们而言，已经非常地心满意足了。
确立了领导班子，接下来就颁布新的行政划分，将华国领土诸路改称为“道”，部分名称改变。譬如原北宋之京畿、京西、京东诸路，因为开封已非京城，故需改动。京畿、京西诸路改为河南道；京东诸路改为山东道；长安所在的永兴军路，改为京畿道；秦凤路改为甘肃道等等，基本合乎后世中国的地理区域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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