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仇太翼等人的头脑自然不是杨石和邹文腾等人可以比，他们一听到今日之事就感觉到事态严重，何况在百官走后不久，陆老太监就将皇帝得知百官到东宫贺节后的言行一五一十传给了杨勇，让众人更是出了一身冷汗。
无论是秘密聚敛大量钱财，还是组建暗衣卫，基本上都够得上造反的标准，只是尽管背着老子做了这么多事，杨勇却没有起过造反的心思，这和他的地位有关，若他不是太子，没准造反就造反了，只是他本身已是太子的情况下，没有逼到极处，要下造反的心思实在是需要太大的毅力了。
这个世代的皇权太大了，大到杨勇这样二世经历的人也不敢轻易挑战的地步，前周时，周宣帝一登极，原先那些骑在太子头上的重臣无不引颈就戳，杨坚如此人杰，在做了大前凝之后，也只能小心翼翼应对，唯恐一不小心，就落得全家抄斩的下场。
周宣帝死后，尽管杨坚只握有京城，宇文氏的王爷遍布各地，通过皇权的分化打击，最后比杨家强的家族要么投靠，要么落得象尉迟迥这样，身死家灭。
杨勇记得有人说过，猜疑就象是一粒种子，一旦动了心思，就象是给种子浇上了水，只会越长越茂盛，即使是父子之亲，一旦有了猜疑，要想消除，几乎是不可能。
尽管章仇太翼等人都是足智多谋之人，只得面对皇帝的猜疑，也一时找不到什么好的办法，这天，议到半夜众人才散去，以后东宫只能更加低调行事，以时间来换取皇帝重新对太子的信任。
开皇十五年的年关，可以说是东宫过的最低调的年关，多数官员除了在冬至祭天时见到太子，其余时间太子连东宫的大门也没有迈出，许多人对太子感染了风寒的说法变得将信将疑起来。
大兴寺的钟声在子夜悠悠响声，意示着新的一年开始，新生的大隋已渡过了十五个春秋，进入开皇十六年。
大隋的国势正如日中天之时，去年全国清查人口，竟然已经突破了五千五百万，全国的垦田达到六千五百八十五万顷，户部收入钱达到二百三十亿，布五百万匹，锦缎四十三万匹，粮二千二百万石。
这个收入，和开皇元年比起来，钱增加五倍，布增加了十二倍，锦缎增加了七倍，粮增加了四倍，去年新增可存数百万石粮的洛口仓，如今秋粮一收，整个洛口仓就已经堆满了，户部报告，明年必须再建相当于二个洛口仓面积的新仓，否则朝庭收取的赋税将面临无库可存的地步。
大隋蒸蒸日上，对于朝庭官员来说，无疑十分值得自豪，只是这些年，皇帝变得越来越刻薄，让大家有点无所适从，有时还胆战心惊，皇帝厌恶奢侈，痛恨贪污，这当然不错，只是皇帝却喜欢派人私下向官员行贿，然后以此为据抓人，虽然这个举动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许多官员面对贿赂时担心对方是皇帝派下来的人，不敢轻易接受贿赂，虽然每年还是有不少官员以身示法，只是比起前朝来，大隋的官吏还算清廉，只是皇帝此举却不免让一些重臣看轻，太过下作，不似明君所为。
第二件事却是皇帝这些年过于杀戳，猜忌无度，楚州行参军李君才只因上书：“皇帝宠高颍过甚。”就被杨坚命人在朝堂上用鞭子将李君才活活抽死，去年任刑部侍郎的辛亶因为穿着红裤上朝，杨坚认为辛亶这是避邪，把皇帝看成邪恶，一怒之下，就要推辛亶出去斩首，若不是大理少卿赵绰拼死据理相争，现在的太常少卿已成为死人，其他人却没有这么好命，一年下来，死在朝庭上的大臣达十余人，皇帝几乎每月就要在朝堂上杀一人。
被杀的大臣不能说没有罪，只不过他们的罪行一般都较小，大部分人远没有达到需要杀头的程度，这让许多人自危起来，这些官员当然没有胆量造反，只是皇太子先行继位却有先例，周宣帝刚做皇帝一月，就将皇位传到了数岁小儿，自己称太上皇。
早在开皇六年，有大臣见皇帝每日只休息二个时辰，太过操劳，曾劝皇帝退位给太子，杨坚以四海尚没有平定，自己职责未清加以拒绝，提议之人也没有受到什么惩罚，今年春时，皇帝更是因为以为皇后将现今的宣华夫人杖杀，要主动禅位，后来宣华夫人无事，禅位之事才作罢。这次众臣一呼百应到东宫贺节，心下未尝没有早日让太子登极的愿望，只是太子以生病之由不见众人，许多官员才死心，这些天也不到东宫打扰，让杨勇清静了不少。
大年初六之日，朝庭重开早朝，当值太监有事早奏，无事退朝的话一落，杨勇从位置上站了起来：“禀父皇，儿臣有事启奏。”
众人纷纷向太子看去，没想到新年第一天上朝，太子如此积极，杨坚点了点头：“准奏！”
“禀父皇，自古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儿臣身为皇太子，纲常论理更不可有丝毫瑕疵，父皇母后同为宫中二圣，朝中大臣是二圣之大臣，非是儿臣之臣，儿臣以为，当禁止朝中大臣在儿臣面前自称微臣，儿臣也不再以大臣卿之谓，望父皇恩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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