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成功对沈树人这个一路罩着他的大哥，还是毫无保留的。沈树人让他把证据都拿来，他分分钟就照办了，立刻让手下过船去取。
郑成功也丝毫没考虑“大哥这么做，是不是有打算以朝廷公器的威慑力，来谋取私人利益”。
这并非郑成功不忠于大明，而是他如今满眼看到的大明官僚，公忠体国人品值得信赖的实在是太罕见。
郑成功如今也才刚要十八岁，觉得自己还没有看穿人本质的眼光，所以大哥说谁是坏人，他就当谁是坏人。
至于大哥自己，那肯定是天字第一号大明忠良，帮大哥做事就是忠于朝廷。
一刻钟后，沈树人看着手上刚拿到的新材料，大致梳理了一遍。
饶是他有所心理准备，看到细节后，还是不禁被这事儿的严重程度惊到了。
郑成功手上的证据，起码能证明，涉及江西九江府、南昌府、饶州府、袁州府四府之地，累计至少六七家地方豪绅望族控制的商旅，涉嫌跟蔺养成的流贼有物资交易。
而且，这还仅仅是最近的交易。按照蔺养成属下被严刑拷打得出的口供，此类交易至少持续了将近三年。
当初的交易对象，也不仅限于蔺养成，还有如今已经死了的刘希尧和贺锦。
交易时间从崇祯十一年他们还没被熊文灿招降之前、到招降之后、再到后来崇祯十二年又被张献忠裹挟再次谋反。
严格来说，这些交易当中，只有其中崇祯十一年下半年、到崇祯十二年上半年的这一年多的时间里，算是合法的。
因为当时蔺养成、刘希尧已经暂时归顺朝廷、算是洗白身份，是“圈地自守”的大明地方将领，大明商人当然可以名正言顺和他们做生意。
可是，在这些流贼被诏安之前、以及再次复反之后，依然跟他们保持物资贸易往来，这就铁定是通匪，没得洗。
最后，郑成功的那些证据还显示，这些江西豪绅富商之所以冒险坚持交易，基本上就是因为贪图其中的巨额利润——
之前刘希尧蔺养成还是合法的大明将领身份时，他们每年采购过冬紧缺物资时，价钱也都比较便宜。
因为是合法生意，竞争就激烈，入场的人就多，当时至少有二三十家江西商人分这块蛋糕，物价也就哄抬不上去。
蔺养成等人复反后，又变成匪的身份了。继续保持交易，卖方的风险就大了很多，所以原本的二三十家供应商，锐减到了六七家最有势力的留下。
这些人往往后台硬、遇到朝廷检查也有人通风报信，所以才有这个胆子——
这也很好理解，就好比1世纪初、开允许未成年人的网吧是合法生意时，做这门生意的人就很多，大家利润也薄。
当这事儿三天两头要被突击检查时，那就只有后台铁的人才能做这块生意。卷的人少了，也就能富贵险中求。
这些通匪奸商行径，说实话，《明史》上也没写，沈树人靠穿越者的先知先觉，也不可能知道。
他前世读史，也只听说明末的晋商有“八大蝗商”是通鞑的狗汉奸，至于通流贼的，确实不显眼。
现在想来，可能是这种人太多了，每个省都有为钱不择手段的奸商，没必要地域歧视。
沈树人甚至在名单里再次看到了前湖广兵备袁继咸的家族、在袁州府的通匪富商名单里。
袁继咸本人，沈树人是一直想要交好的，毕竟是忠臣，历史上也是对抗左良玉的一个重要臂助。
但只能说，明末那些豪绅士大夫的家族，家大业大之后，要维持住，贪钱不择手段、通鞑通匪太常见了。
之前被沈树人搞掉的朱大典，要论将来宁死不降鞑子的气节，那也算是大明忠臣，可贪钱也是一样贪。
明末士大夫身上，贪和忠于民族气节，往往并不矛盾。
几乎可以说至少**成的人都贪，无非贪多贪少。
而其中可能有一小半、贪的同时还兼顾民族气节。
剩下的一大半，那就是又贪又没民族气节。
……
沈树人通盘梳理完之后，把东西先收好，斟酌了一下应对策略，这才循循善诱地对郑成功说：
“大木，这事儿我也很想直接捅到上达天听、一扫积弊。但事儿太大了，一次性得罪的人太多，怕是只会惹祸上身。
咱也只好讲究一点策略，设法分化瓦解、拉一派打一派，不能同时把这批江西奸商背后的豪门都得罪完了。”
郑成功不是很理解，但他也知道大明官场如今是什么德行，知道如果一次性树敌太多会有什么麻烦。
他深吸了一口气，直截了当表态：“大哥，你说该怎么做吧。”
沈树人摸了摸鼻子：“这些口供，应该都不假，但是，还不够详细，再稍微多问几份，换些不同的角度——
比如，问问看，这些跟他们串通的江西豪绅里面，有哪些原先是只走湖广黄州府、黄梅县的县前河商路的？又有哪些，是走南直隶安庆府、宿松县的雷水、马路河的？
然后，把那些只走了黄州县前河、罪行相对较轻的留下，把那些同时走黄州县前河、安庆雷水、罪行更重的统计一下。”
郑成功毕竟年少还不懂阴谋，一时没反应过来这里面有什么区别。
虽然，掌握的通匪商路数量多的人，肯定比通匪商路数量少的人，罪行要更重，但应该也不至于积累出质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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