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珠单抗的使用逻辑这个其实非常简单明了。就算孙立恩从头开始讲，一共也就花了十来分钟时间。
托珠单抗的使用，本质上就是一次极其大胆的尝试。它甚至可以被看做是一场大规模实验的标准步骤——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认真实验，最终得出结论。当然，现在的进展还在“认真实验”的步骤上，但事实现在就摆在眼前，很难想象孙立恩的这次实验最终会以不利结果作为结论。
在听完了孙立恩的介绍之后，几位专家先是一起沉默了一会，然后看着电脑屏幕，欲言又止。
“就……这么简单？”宋文是见过孙立恩递交上来的用药和实验计划的。但她也没想到，孙立恩决定使用托珠单抗的原因居然这么简单——重症患者大部分都有严重且明显的白介素-6（IL-6）升高。因此考虑患者所遭受的肺部损伤和实变属于免疫系统导致的细胞毒性损伤，并且以此作为出发点，认为降低患者的白介素-6可能有助于阻止炎症风暴，并且阻止进一步的肺部实质病变。
这个逻辑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同时也非常的简洁明了并且直接。但问题是……孙立恩的这个思维逻辑似乎过程上太直接了一点。
大部分患者有白介素-6升高这没错，但升高的还有很多其他东西。不说肌酐和乳酸水平这些代表损伤的标志物，其他免疫特征标志物——比如CD4+和CD6+等免疫细胞的数量也有快速上升。白介素-6和免疫风暴的关系至今仍然处于研究阶段，各种研究和假说仍然势均力敌，难以获得广泛认可。
而孙立恩就瞄准了白介素-6，并且一枪命中，同时还获得了一个相当不错的结果。这不得不让专家们感慨一下“初生牛犊不怕虎”，并且羡慕起了孙立恩的“好运气”。
科研工作中，很少有人能这么简单直接的就找到关键节点。很多现在看上去理所应当的发现和认知，都是在一代又一代天才们勤奋刻苦奋斗终生的研究下，才逐渐有了如今的成果。科研中有太多太多的反直觉关系，这样的关系多到后来的科研工作者在提出假设的时候，总要多想，多验证，多分析。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恐怕不会有人觉得冰淇淋能够导致美国人溺水身亡。但如果把每一个月的美国冰淇淋销量和溺水身亡人数做成图标，只要眼睛不瞎的人就都能看得出来，这两个数据趋势高度相符。
而拥有正常逻辑思维的就能明白，冰淇淋和溺水本身并无直接联系。它们却和另一个因素密切相关——气温变化。天气越热，吃冰淇淋的人就越多。与此同时，选择游泳避暑的人也就越多。所以这两个数据才会呈现出密切相关的趋势，甚至可能误导人们认为“冰淇淋会导致溺水”。
另一个例子则更加让人觉得神奇。这一组数据是全球各个地区疟疾发病率和恶性肿瘤发病率的对比。
直观的通过数据关系，人们能够发现一个规律——疟疾发病率越高的地区，恶性肿瘤的发病率就越低。如果直接通过数据进行理解，或许人们能够得出一个结论——疟疾可以治疗或者预防恶性肿瘤。
而加入了逻辑进行推理和分析后，正常人都会认为疟疾发病率的关系和恶性肿瘤发病率其实并没有关系。一般来说，疟疾发病率越高的地方经济水平就越落后，居民的平均寿命更短，医疗水平比疟疾发病率低的地方更差且污染水平更低。而恶性肿瘤的诊断和年龄以及医疗水平和环境因素高度相关，因此才会出现这样的差别。
换言之，疟疾和肿瘤以及经济水平的关系基本是和“冰淇淋、溺水死亡以及当时气温”的关系一致。它们看上去高度一致的原因是，这两个数据本身和另一个隐藏条件高度相关。
所以说，并不是白介素-6水平高，就一定会和免疫风暴有直接因果关系。它们之间的联系很有可能更加隐蔽。
同时，逻辑和推理分析也未必就能得到正确的结论。疟疾感染率和恶性肿瘤发病率成反比的逻辑似乎完全可以用上面说的逻辑来解释。但还真有有不信邪的医生对此进行了研究，并且诞生出了一个全新的实验性治疗项目组——通过给终末期且对常规化疗药物耐药的患者注射疟原虫，从而实现治疗恶性肿瘤的目的。
这个治疗组目前仍然在初步实验中，但是现在的结果相当振奋人心——三十名接受治疗的患者中，十人的生存期已经超过了一年，五人的治疗效果可以被判定为有效，而其中三人则被认定为临床治愈。
这是非常了不得的结果，那可是终末期且对常规化疗乃至靶向药物都耐药的癌症患者。
逻辑分析和常理推断并不能保证得到的结果就是真实可信的，要证明假设，需要更加严格设计的实验和恰当充分的数据结论。
而让这一批专家们震惊的点也就在这里——没有设计实验、没有数据结论、甚至连排除分析都没有，孙立恩凭什么能锁定这个关键指标，并且还取得成绩？
“你搞这个实验的时候，为什么不考虑其他的指标？重症和危重症患者中还有很多都有其他的免疫指标变化吧?”宋文问出了其他专家们最关心的问题，“为什么你会盯着白介素-6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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