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好像在中国，沪江市可以发展成全国的金融中心，但是一个金融中心的圈子绝对不可能同时成为前沿科技的中心。中国最强大的互联网科技公司，没有一家是在沪江市的。在一个银行家的圈子里，人人都想赚快钱，人人都以进入华尔街为荣，如果年轻人中有天赋的都去了华尔街，那么他们是没有前沿科技领域的创造动力的。
在米国，信息产业属于加州，属于硅谷，属于斯坦福和UC伯克利。盖茨和扎克伯格这些哈佛系出身的，只是极个别的例外。
既然如此，相差一两百万美元的小钱，顾莫杰也就无所谓了。借用扬莱卡的出现，最后敲打杰夫辛顿的人马一棍子，然后见好就收，坐地收钱吧。
……
剩下的谈判顾莫杰没有参加，全部丢给了费雯丽。加拿大人那边也最后紧急请示了一番国内，班吉尔教授亲自给他的院长杰夫辛顿打电话，强调了一番纽约大学扬莱卡介入的可能性，还强调了一番顾莫杰不愿意把事情做绝的仗义之处。
大洋彼岸的杰夫辛顿，显然也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程度，最终再次调整了开价。
可惜，杰夫辛顿面临的困难也是实打实的。作为一个学者，他此前的成果并没有大量地转化为可以让他个人受益的经济成果。尽管他做的基础研究让很多互联网公司受益过，但是那种受益并不能让他本人暴富。
就好像爱因斯坦发现了质能方程，后世那么多人因为爱因斯坦的理论搞出核电，但是爱因斯坦并不可能从这些核电站项目中拿到钱。因为自然规律的发现是没法直接变现，也没有专利权等经济利益的。
能够被专利保护、能够赚大钱的，永远只是“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末端应用技术。而基础科研人员，在经济上，是很苦逼的，如果没有慈善基金会或者公立机构赞助经费的话。
杰夫辛顿想给钱，可是他暂时拿不出这么多钱。
于是，一番最终的激烈谈判之后，费雯丽给顾莫杰带来了两个条件。
“加拿大人拿不出我们开的500万美元开价，连400万都拿不出。他们给我们两个选择：
第一，接受350万美元的现金买断，然后承诺按照他们的要求，参与到一系列学术著作的联署中去、给他们提供足以证明他们学术论据的必要代码。
第二，接受200万美元的现金，同时给予两年度总计600万美元的基础科研经费转移。其余条件比照开价一不变。”
顾莫杰只能选择二选一接受，或者谈崩。不过听到这个条件时，顾莫杰的第一反应是好奇和不解：
“200万美元加600万基础科研经费？那岂不是总价800万了？比我们和对方的折衷价400万反而高出了一倍呢。他们怎么还价越还越高了？”
费雯丽知道顾莫杰不太懂米国和加拿大的法律，简明扼要给他解释了一番：“这事儿不是几句话说得清的。你只需要知道，将来这笔钱有可能是谷歌出的。而米国人对基础科研经费的使用有严格限制和审计的，这些钱的用途会严格受限，而且不能转移到米国以外的地方。”
费雯丽又解释了一番，顾莫杰好歹听懂了一个梗概：杰夫辛顿是学者，要他拿出彻底洗白的现钱，人家拿不出这么多。对方唯一能做的，是转移挪用一些将来大公司赞助的科研经费，给顾莫杰弄一些互联网基础技术的合作研究。
简而言之，如果选第一个条件，顾莫杰可以得到350万美元想怎么花就怎么花的自由钱；如果选择条件二，他只能拿到200万美元的自由钱。剩下600万，则是一些用途严格受限受审、没法用于商业领域、也没法转移出米国的死钱。
顾莫杰对米国的法律不了解，但是他相信自己有办法找到那些死钱的合理用途的。
“我选择接受条件二。费姨，剩下的就要你帮我把关了。这个交易看起来已经弄得很复杂，可别让对方留下毁约赖账的漏洞。”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选择。费雯丽对顾莫杰的认识不由得又看高了一眼：这个年轻人还不到二十岁，眼下该有将近三千万的身价了吧。侄女儿的眼光，真是不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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