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书肯定得由殿下来回，”孙传庭回到了问题的根源，“关键是内阁该给出一份怎样的票拟。”
内阁最初只是个秘书机构，之所以能够夺权，正是因为“票拟”的存在。虽然从法律而言，皇帝可以完全不顾“票拟”，以中旨行事，但结果肯定会遭到群臣抵制，再被六科给事中封驳，丢人现眼，贻笑百年。
在三杨主政时期，以及弘治、嘉靖、万历诸朝，只要首辅强势，票拟就能直接转为皇帝的“御批”。
想当年景泰帝欲易立太子，甚至得先行贿赂内阁大臣，才让手诏成功地换成了票拟。
崇祯一朝中旨凌驾票拟，还得感谢天启时候的魏忠贤擅权。后来文官操守尽丧，后期的阁老根本不愿承担责任，声称“只为票拟，不为宰相”，冯元飙因此而直言说：“夫中外之责，孰大于票拟。”
现在国家既然还设立内阁，无论皇太子如何强势，甚至是将皇权握在手中，但票拟大权仍旧是内阁的。大明有君尊臣卑，但绝对不可能有满清那般主命奴从。
现在绝不是遏制君权，扩张臣权的时候。所以票拟的定稿，非但要符合大明社稷的利益，还要符合士大夫的价值观，最后才是让皇太子能够认同。
内阁中，蒋德璟年轻聪明，孙传庭狠辣果敢，吴甡老谋深算，李遇知大智若愚，四人各展其能，商议良久，终于拿出一份在各方面都过得去票拟，命舍人誊抄之后封印送往太原。
简单来说，内阁的意见是：不同意开运河，但允许“因粮换人”，在固定的地方以固定的粮食换取百姓。
快马在济南、太原跑了个来回，带回来的批语却是：东虏乃建州叛民，不当以国论。国家可受其降书，诛杀首恶，宽宥平民。此。烺。
如此看来，在这个问题上皇权和臣权就此发生了冲突。不过这种事不同于关切自身利益的《税法》，所以没有拉锯讨论的价值。李遇知与吴甡两人很快定下基调，以皇太子令旨重新票拟，走完了法定程序，交由司礼监送呈皇帝御批。
崇祯帝知道这是朱慈烺的意思，惯性地提笔了写了“可”字，然后才细读起来，权当消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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