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卫第二军在隆景四年的北伐作战中功勋最为显赫。非但生擒了老车臣汗硕垒和他两个儿子，更平定了车臣汗四子本巴的叛乱，最终令朝廷册封的新车臣汗兀立罕成为呼伦贝尔草原上的王者。
成千上万的车臣人南迁，涌入山西、辽宁，乃至海西各矿厂，由牧民转而成为了矿工。大明壮丁根本不能与这些蒙古人比拼生产成本，只能转向其他产业。对于他们而言，大致只有四条路可走：从军，种地，读书为官，读书而后从事技术工种。
相比后世人们担心的失业问题，在大明根本不存在。因为大明从法律上禁止失业，一旦被人举报某村、某里的某人没有工作，先是会有村中老人、街坊里长前来劝说，并且推荐工作岗位。如果拒不接受，并且在三个月内仍旧无所事事，县里自然会派人用强制性手段解决失业问题。
比如流放安南、海西、澳洲等地。
百姓只有选择工种岗位的权力，而没有懒惰的权力，或许这也是后世将隆景一朝称为“铁色时代”的原因。
更多的车臣人向西迁徙，尤其是壮年的车臣男子，成为了大明军队的一员，将压力施加在喀尔喀的其他部族上。
从地图上看，车臣部的西面正是土谢图汗部。
作为首当其冲的大部落，土谢图汗衮布选择亲自派人前往北京，避免打着大明旗号的将领从中“渔利”。更避免自己和硕垒一样，不明不白地就从拥护大明的喀尔喀之王，变成了大明的叛贼，最终被人拘禁他乡，生死不明。
要说使者，衮布却有个最为可靠可信的人。这人便是他的儿子，札那巴札尔，也是喀尔喀诸部颇为信服的精神领袖。
这位札那巴札尔生于崇祯八年，比之朱慈烺还小了六岁。他能够成为漠北诸部的精神领袖并非因为他的父亲衮布，而是完全靠自己的积累。
累世积累。
照藏传佛教所言，札那巴札尔并非单纯的札那巴札尔，而是释迦牟尼佛坐下五百大比丘之一，后转世在西藏，传世十五，上一世是藏传佛教觉囊派高僧多罗那他。
万历四十二年，多罗那他应蒙古喀尔喀部的阿巴岱汗邀请，前往乌尔格一带传经二十年，深得喀尔喀部诸领袖人物的信奉和支持，成为当地宗教领袖，被尊称哲布尊丹巴，藏语意为“尊胜”。
崇祯七年，多罗那他圆寂。
次年，喀尔喀诸汗王认定土谢图汗衮布多尔吉之子札那巴札尔为多罗那他转世，法号罗桑丹贝坚赞，立其为法王。
崇祯二十二年，罗桑丹贝坚赞赴西藏学法。二十三年，罗桑丹贝坚赞从四世班禅喇嘛罗桑却吉坚赞受戒，并觐见了格鲁派领袖五世达赖喇嘛罗桑嘉措，两人均要求其改宗，作为正式承认其活佛地位的条件。
在拉萨的护教法王固始汗的扶植下，隆景元年，罗桑丹贝坚赞由觉囊派改宗格鲁派，达赖承认其为第一世哲布尊丹巴。
所以札那巴札尔虽然年轻，但人家已经是第十七世为人，之前的年纪可不是白活的。
听闻草原有变，札那巴札尔提前结束了自己在拉萨的修业，返回乌尔格。他一边以哲布尊丹巴一世的身份讲经说法，聚合各部人心，一边关注着明军在草原上的动向，最后在土谢图汗衮布的请求下，带着五百僧众，请求朝觐大明皇帝。
西藏达赖喇嘛因为后世的政治问题而成为了敏感词，朱慈烺自然格外敏感。不过在眼下这个时代，西藏问题并不是问题，只有西藏的僧侣才是问题。作为佛教越过的喜马拉雅山脉的重要据点，藏传佛教，尤其是格鲁派（黄教）对蒙古影响极大，而蒙古对大明又十分重要。
察哈尔林丹汗败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改信红教，以至于失去了崇奉黄教的漠北诸部的支持。
而格鲁派从大明嘉靖年间就开始利用蒙古人帮助自己确立在西藏的地位，由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与大明顺义王——俺答汗开始，直至俺答汗的曾孙被指定为四世达赖喇嘛而宣告联盟完成。
在此之前，索南嘉措也曾联系了大明，并在万历七年间封贡，得到了明廷的批准。
如今的西藏仍旧是一片混乱，各派分裂，并不是一个国家。这片地域上只有大明乌斯藏都司和朵甘都司，由大大小小的僧侣统治。格鲁派虽然从嘉靖时代就广寻外援，但俺答汗并没有成功帮助他们赢得这场宗教战争，直到十年前，崇祯朝末期，固始汗才打入拉萨，确立了黄教在藏地的地位。
因为蒙古问题而触发了西藏问题，这点并不让朱慈烺感到意外。不过迎来了四大法王之一哲布尊丹巴，却让朝廷上下有些迷茫。
该用何等规格的礼节来接待这个僧人呢？他跟明廷认可的大宝法王是什么样的关系？是否会提出一些让皇帝陛下尴尬的问题？
这些前置工作从札那巴札尔刚刚踏上漠南的草原时，就已经开始了。十余名礼部的官员从北京前往张家口，名义上垂询迎接，实际上则是判断是否应该让这些番僧见到皇帝。到底在明人的观念中，蒙元正是因为信奉这些番僧诡异的佛教才最终败亡的。
隆景五年正月，札那巴札尔终于到达了北京，驻锡妙应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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