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南走后，王亚樵将这个问题认真地考虑了一遍。
寿山说得都对，乱世之秋正可如岳.武穆一样为国效力，可为什么自己却下不了决心答应呢？还是因为看清了蒋介石之为人，为国效力其实就是替蒋介石卖命。东北大好河山丢了，上海之战迟迟不派援兵，将个人的恩怨驾于国家存亡的大事之上，竟撤了我“淞沪抗日义勇军”的编制。给这号人卖命，只怕会死得比岳飞还惨！不值！
王亚樵给胡宗南回了一封信。当然也很客气，婉拒了蒋的“招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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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收到了胡宗南的电报，知道了王亚樵婉拒招安之事。
他在心里轻轻舒了一口气。
他的心思现在又起了变化。他现在已经决定。不招王亚樵为“校长”效力是最好的，而要不要置王亚樵于死地才是他考虑的。
所以胡宗南邀他一块去说服王亚樵，他以“公务繁忙”为由推辞了。公务是很繁忙，但“招安”王亚樵也是蒋派得一件大公务啊，这个也不占时间，想去的话抽时间完全是可以同行的。
因为那时戴笠的心思已然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些不可与外人道，只在他那本不常记的日记本里、只言片语中可以看出端倪。
他这是怎么啦？不是刚开始听到蒋介石想“招安”王亚樵，心里很高兴吗？既可去了他的为难。又可兄弟齐心、视cc系为无物了。
戴笠本身就天资过人，又善学人之长、滤人之短。跟着王亚樵他从王亚樵身上于暗杀、布线之类受益匪浅；现在跟着蒋介石，自然将蒋的那些“长处”也领悟不少。
当时听到这话他很高兴，待他回去冷静下来慢慢分析此事，却觉得此事大大不妥。
王亚樵是何等样人物，岂是甘居人下之人，他若投了“校长”，于寿山兄无甚关碍，因为一个为军、而另一个则擅长特务这行。他岂能甘居为我之下，辅我共创特务处大业？既使现在我跟随“校长”多年，论起交游、与地方大员的关系，他也强于我。况以他的雄才、胆识，我又曾为他门生、部下。他投了“校长”，不亚于吕布投了刘备，岂有我“马超”的五虎上将之位？我岂可做这搬石头砸自己脚的事情。又想到“校长”行事何尝不是如此，若早先能知汪兆铭（汪精卫）为其揽权最大的绊脚石、对台戏者，定会将其扼制在摇篮中。
所以得知胡宗南未“招安”成功，他才在心里轻舒了一口气。但除了胡宗南与自己。与王亚樵相交甚厚的也有人在，如柏文蔚、陈铭枢之类。柏文蔚，王亚樵还视其为自己革命的领路者。若蒋以后派他们为说客，难保王亚樵不动心。
至此，戴笠决心已定。
他又面见了蒋介石。
“校长，寿山已面见王亚樵，只惜他不识时务，事竟未遂。”戴笠说。
“这个我已经知道了。”蒋介石说：“你那边如何？”
“我还没有见他。”戴笠说：“因为我这边‘庐山之事’有了新进展。”
“噢，”蒋介石道：“雨农。你说。”
对刺杀自己的事情，蒋介石自然是最关心的。
“通通种种证据，这件事情的幕后主使人不是别人，正是王亚樵！”戴笠说。
“娘希匹！”蒋介石一拍椅子扶手站了起来，背起双手踱了一圈：“这个王亚樵，我只知道他无法无天、任意横行，谁知他竟然连我也敢行刺。枉我不计前嫌，想将他揽到麾下的一番苦心！”
蒋介石的鼻子里重重地喷出一股气。
“那校长，你看我是否还要再劝说王亚樵？”戴笠带着一些小心问。
问这话的目的是不让蒋看出他的想法。他心里也有些不安。他对蒋介石可谓是忠心耿耿。有什么大事小情绝不敢隐瞒。但在“庐山事件”中，他却因为算计个人的前途事宜，在断定出结果后却迟报了一周时间，这于他是第一次。
当然对蒋介石来说，已觉戴笠很厉害了。在刺客身无一物的情况下，竟然能查出幕后主凶来，确实不易。而同样负有调查此事的“陈氏兄弟”，到现在未见有一点儿进展汇报。
那当然了，戴笠捷足先登、心细如发，只先发现了那两张火车票便棋领先一着，将“陈氏兄弟”远远甩在了后面。任陈氏兄弟空有大批的人手却无从着手，只把刺客的相片登在报上。重金悬赏有认识之人，却毫无效果。
蒋介石原先在心里以为是西南派的人士或汪精卫雇的杀手。
蒋介石略沉思了一下说：“既然已经说了给他王亚樵一次机会，便给他一次机会——”
蒋介石的语气非常坚定：“如若他再不识时务，定除掉他不饶！”
蒋介石本来就抱着“能为我用最好，不能为我用需除之，怎能为他人所用来对付我”的想法，现在又知道了“庐山之事”为王亚樵所做，这样的想法当然更坚定了。
“雨农，你替我再去见一次王亚樵，这是他最后的机会了！”蒋介石说。
“是！”戴笠轻轻将两条腿并齐。
“我有个建议，校长。”戴笠说：“可以先对王亚樵进行通缉，断其爪牙、挫其锐气，我再劝说于他，想定能成功！”
这种“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法是蒋介石惯用、喜用的方法，所以他觉得不无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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