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东汉时期的人头税非常重，特别是到了晚期，每户每年需要缴纳200钱的户赋；成年男子每年还要缴纳300钱的更赋，废疾之人也不能免；凡是1岁～14岁的孩子，不分男女，每年还要交纳23钱的口赋；成人的人头税叫算赋，15～56岁不分男女，每人每年交纳120，商贾和奴婢加倍，每人每年240钱，为鼓励生育，女子15~30岁不结婚者分为五等，每升一等加征一算；有妇女怀孕者，免其夫算赋一年；还有胡乱摊派的献费，凡是成年男女，每人每年都要献给皇帝63钱，以供宫廷费用，地方乱收费也多如牛毛，不胜枚举。
另外，东汉民众还有负担繁重的徭役，徭役就是每个年满17岁的男子每年须在户籍所在地服1个月的无偿劳役，从事土木工程、造桥修路、治理河渠、转输漕谷等基础建设劳动。征发徭役说是以三十天为限，但只要工程质量不合格，需要返工，不计算在固定役期内，可见徭役实际上往往超过一个月，另外因为天高皇帝远的关系，地方官滥发徭役也从来都不是什么新鲜事。很多民众苦于徭役，干脆花钱雇人为自己负担徭役，这又是几百钱出去了。
这样平均下来，一户四口之家，每年至少给官府缴纳800到2000钱不等的苛捐杂税。
那段历史上，曹操攻破邺城后，鉴于东汉后期沉重的人头税，将之更改为户调制，对自耕农和地主收田租每亩为四斗，每户出绢二匹、绵二斤，不得擅兴发，大力制止对农民的乱摊派行径。
这样对比一下，魏延每亩地四斗粮食的征收比例并不高，因为那些依附于世家大族地主的佃农们他们每年要给地主们缴纳五成以上的粮食，相当于一亩地要缴纳二十斗粮食，剥削的那么重，为什么他们还愿意依附于世家地主呢，一是被世家地主巧取豪夺被迫的，二是因为朝廷与地方官府的苛捐杂税实在繁多，折算起来远超过五成田租，再者这些佃农依附于世家地主，得到世家武装庇护，生命安全得到保障了。
有心人仔细一算，本来东汉的地税是三十税一，折算到田赋上是一亩地收一斗三升，魏延控制下的各级官府摊丁入亩，多收二斗七升来抵扣其他苛捐杂税，一户四口之家，分给四十亩地，便是多收了十石，按照一石粮食两百钱的市价，约合二千多钱，算起来比官府征收的苛捐杂税还要多。
实际上，自耕农们是不会这样算账然后觉得自己亏的，因为现在的粮价是战时粮价，非常虚浮，比真实的粮价高了四五倍，若是粮价恢复到正常时候，他们一户人家多交出的粮食只折合四百多钱，远比之前交的少，而且胜在稳定。
除了会算账的世家地主有所抱怨之外，自由的自耕农们没有人抱怨，因为他们得到的土地都得到魏军的保证，不会再像过去那样被世家地主强取豪夺兼并过去，他们分到手里的均分田跟着他们世世代代，一人十亩地，比之前多出两三倍，只要他们不偷懒，好好种田，丰衣足食是没问题的，因为现在的粮价很高，是过去的四五倍，他们缴纳了一成粮食做赋税后，留足自己吃的，剩下的都卖给魏军，换取钱币来买其他生活必需品，不用再发愁别的事情，不用担心半夜被砸门催缴其他苛捐杂税，不用担心被强征徭役，因为武侯魏延发令了，以后征发民夫都会乘着农闲时节，每天都有一百钱的工钱。
魏延征收的是实物税，一是为了战争囤积粮食，二是避免谷贱伤农，魏延清楚下面那些基层官吏害民肥己之心是很严重的，若是让民众用铜钱交税，那些官吏便会联合那些商人压低粮食价格，伤害的是政府形象，伤害的是平民百姓，肥的是那一小撮硕鼠。
在魏延的刻意经营下，很多依附于世家地主的佃农们都纷纷逃出世家庄园，投奔魏军控制下的各级官府，由魏军出面，帮助他们解除跟世家地主的租约，按照自耕农的标准，分配给他们田地。
实际上，东汉的佃农基本上没有终生束缚在某个地主的固定田庄之中，有较多的人身自由，理论上存在跳槽、改行的可行性，此外在土地可以买卖、转手的条件下，少数佃农还有可能上升为自耕农甚至是官员的空间，比如东汉名臣弘农杨氏的杨震，未发迹前就是佃农，史载杨震“少孤贫，独与母居，假田种殖，以给供养”，只是到了东汉末期，很多世家地主的性质都变了，他们拥兵自重，又把那些佃农看成自己的兵源，甚至看成自己的奴隶，禁止佃农私自逃出庄园，这种美其名曰为部曲制的世代奴隶制度本来能够延绵到隋唐时期，可惜遇到了横空出世的魏延，注定了这个所谓部曲制度终将瓦解。
魏延这次准备横扫河套地区，为此他动用了大手笔，出动了十万人马，其中两万步兵，八万骑兵，还有张燕四万步兵、南匈奴的四万骑兵，十八万大军。
此外魏延还从司州、并州征发了十万郡县兵，他们战时做辅助，而随着战事的推进，十座棱堡筑成后，这十万郡县兵便驻扎在此，负责抵御北方的游牧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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