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巴面上铁青，胸膛不住起伏。
许是情知自己理亏，他在态度上有些服软，但语气兀自强硬：
“事已至此，若要平复钱乱，非数十年之功不得救。这一时半刻的，老夫又能有什么办法？”
姜维讥诮道：“你若没有主意，和主公径直说了便是，何故以精力不济作为托词？”
说完这句话，便朝马良撇去。
两人双目对视，马良旋即会意。
他已经看出姜维正在使激将法。大抵激将法需要一个人唱黑脸，一个人唱红脸，好人恶人轮番上阵，左右开弓，这样才能竟其全功。
他心下微微一笑，嘴上却叹了口气，摇头道：
“唉，子初兄乃是当世名士，连他也没有办法，只怕此事当真难办，再无可为了。”
刘巴闻言，不住点头，以示赞同。
姜维稍稍清了清嗓子，摆出高深莫测的笑来，缓缓道：“倒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在下便有上、中、下三策。”
他此言一出，刘巴双目登时一亮，但旋即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
马良忙道：“伯约切勿藏私，还请具述其详。”
姜维笑了笑，道：“秦国曾统一铸币流通，但效果并不太好；直到前汉武帝铸钱，统一货币，钱重与钱文一致，自此钱重五铢为定制，天下钱物轻重方得平衡。在此期间，王莽篡汉，发行宝货；董卓暴虐，更铸小钱，两次更改钱制，皆导致货轻而物贵，百姓民不聊生，朝廷信用丢失。故而，以在下观之，若要长治久安，还需恢复武帝五铢钱制。此为上策！”
其实，稍微学过货币学的人都知道，铜钱作为贵金属钱币，其价值分两个部分：其一，金属本身的价值；其二，朝廷赋予的购买力价值。
以汉武帝的五铢钱为例，朝廷赋予一枚铜钱一个钱的购买力；与此同时，这枚铜钱是由五铢重的铜铸造而成，其金属本身的价值和朝廷赋予的流通价值大体上是相等的。
换言之，五铢钱即是货币，也是商品本身。
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的平衡和性质，朝廷根本不怕多铸五铢钱，只怕铸得不够多——
毕竟民间多的是乐于收藏钱币的大户人家。
但王莽新币、董卓小钱、刘巴的直百钱则不然，这些钱的材质重量——暨本身的金属价值比不上五铢钱，但朝廷却赋于它们十倍、数十倍、甚至百倍于五铢钱的购买力，试问这样的钱币多发、滥发，其后果不就是掠夺民间财富，并引发更大的通货膨胀吗？
殷鉴并不远，董卓铸小钱后，朝廷钱币就失去了信任，百姓便自觉舍弃了更加便利和易于检验的金属钱币，开始使用谷物、布帛等必需品进行交易。
一直到现在，魏国还是将以物易物作为主要的交易手段。
所以历史学家对于汉武帝行五铢钱制评价极高，称其为中国货币史上极其伟大的创举。
虽然中间一度因为战乱、军阀而中断，但断断续续一直到使用到隋朝，流通了近七百年，最终被差不多性质的“开元通宝”所取代。
所以在姜维看来，解决通货膨胀和朝廷失信最好的手段，便是恢复祖制，行五铢钱制；但与此同时，他也深知行五铢钱制需要数量巨大的铜矿支持，这是一个前提条件。
时益州尚未完全开发，铜矿产量极其有限，骤然之间，不可能有那么多的铜矿供应得上来。
果见刘巴冷笑道：“益州若有足够铜矿产出，主公径直多铸五铢钱便是了，老夫为何要献铸直百钱之策？还以为有什么高深的言论，原来不过如此！”
姜维也不气恼，淡然道：“唯有溯本清源，方能拨乱反正。行五铢钱制为本，此乃万世不易之理。今日虽然不能骤行，不代表日后不能行。”
心中同时道：“清代有著名的滇铜，应该在云南方向，看来等行完平羌策后，经营南中也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这厢，刘巴还要反唇相讥，马良忙抢道：“不是还有中策吗，还请伯约讲一讲这中策又当如何？”
姜维看了一眼兀自不服气的刘巴，朗声道：
“这中策嘛，便是在恢复五铢钱制之前，继续铸造直百钱。不过全年铸造的直百钱量，须严格加以控制，大体要与国中百姓全年产出相当，力保其价值稳定。”
刘巴是精通理财货殖之士，稍一思索，便能理解姜维虽说的“控制直百钱的铸造，与一国之全年所获相当”这句话的意思。
假设以国中百姓全年产出作为参考标准，若是朝廷铸的钱多了，钱贱物贵的局面根本得不到缓解，民生困顿的情况反而会愈演愈烈；但若是铸的钱少了，那么会慢慢造成钱贵物贱的局面，也不利于货物的流通。
道理好理解，但实行起来却极其不易。
刘巴皱眉问道：
“那么如何判断一国之百姓全年所获？须知天下有百姓千千万，农田千万顷，更有盐、铁、织造、渔、牧、林、果等各千行百业，休说一国之所获，便是记录一郡、一县之所获，也殊非易事。你这黄口小子，仗着自己念过两念书，便到处胡言乱语，哗众取宠吗？”
马良也疑问道：“不错，难便难在统算其数，不知伯约可有良策？”
他从诸葛亮处知道姜维有政才，而且方才一番话颇有见地，话语间不禁带上三分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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