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长耀为此还在1815年，致信美国总统麦迪逊，要求美国注意监管本国的商人。这封信以葡萄牙文，英文和中文三种文字写成，三封信留存在美国博物馆和美国国家档案馆。可惜潘长耀最后打赢了官司，但是没有讨回钱，直至10年后，丽泉行倒闭，货款仍未拿到。
潘长耀、潘振承和潘仕成这三家，可以说任何一家都不比伍家差半分，但却因为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让潘家的核心家族潘振承家族选择了退隐，一心转变成耕读传家的传统士绅身份，这才给了伍家崛起的机会，甚至不得不让人怀疑，潘家是有意扶持伍家代替自家的地位，否则担心自己脱不了身，同样的故事后来也发生在伍秉鉴身上，也是为了谋求脱身费尽心机。
可以说跟名头更大的伍家相比，潘家才是隐藏更深，更有底蕴，更有深度的行商巨鳄。
跟潘振承家族不同的是，潘仕成家族这一系，始终坚持经商立身，他爹想尽办法参与行商买卖不说，潘仕成更上一层楼，通过捐官捐来了二品的顶戴，同时找到了大靠山耆英，得以延续潘家的贸易，甚至在鸦爿战争之后，依然做的风生水起。
潘仕成显然走出了胡雪岩之前的官商路径，把在朝廷有一个靠山视作最大的本钱，极力用心去经营。为此每每到了朝廷有难的时候，就会不惜重金的进行政治投资，比如道光二十一年，潘仕成先后捐助五千斤、三千斤、二千斤炮四十尊。第一次鸦爿战争捐助军工海防，捐建战船和水雷，承办军火生产、帮办洋务、建造船厂、火药厂。这两年进行的第二次鸦爿战争中，也没有闲着，一度奉命督办沿海七省战船，并自动捐资加造战船。
可是政治投资的大笔付出，没有换来好的结果，他的大靠山耆英在英法联军刚刚攻占天珒的时候，奉命去谈判，结果英国人认为耆英多次向皇帝隐瞒广州的情况，不相信耆英，将耆英赶回了京城，耆英回去之后，被咸丰皇帝赐死，换了桂良和花沙纳去谈判。
耆英一死，潘仕成就非常担心自己受到牵累，整日忧心忡忡。要知道以往他跟耆英可是盟友关系，他给朝廷出钱，耆英帮他奏请皇帝受赏。他们的关系异常的密切，甚至潘仕成家的潘仕成家的豪宅，海山仙馆园门前的悬匾“海山仙馆”，四字匾额都是时为两广总督的耆英所书。
就在潘仕成担心自家会因为耆英的获罪而受到牵累的时候，柏贵找到了他，柏贵找他的目的则是希望广州的商人能往新安做贸易，好堵住洋人非要到广州的借口，此时柏贵即将接任两广总督的消息，信息灵通的潘仕成早就知晓了。
但是柏贵找的并不是潘仕成，而是潘振承家族，是潘仕成收到消息，主动上门，请求同宗帮忙介绍，并且跟同族达成了协议，已经退出的潘振承家族，将家族生意全都转交给了潘仕成。
因此后来打着四大行商潘家名义来新安建立商行的，其实是潘仕成，而不是正宗的十三行总商潘振承家族。
不过由潘仕成接过潘家的生意也不算什么，毕竟潘仕成虽然是盐商，但主营业务除了食盐就是茶叶，他本人就是品茶的大名家，甚至广州城广为流传的一款品茶名器就叫做潘壶，是由潘仕成专门在宜兴定做的紫砂壶流传而来。
因此做茶叶他做的一点都不比本家差，所以柏贵也好，朱敬伦也好，都算是认可潘仕成打着过去的同文行旗号顶替潘振承家族的事情。
至于瑞典商人跟潘仕成之间，那就又是另一番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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