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现在尽管舆论在谴责，可还没发生防止工人砸毁机器的事情，因为陈启沅的地位，跟历史上不一样，现在他是工部尚书，是朝廷大员，还没人敢到他家里去闹事。就好像顺德的温家等大家族办的缫丝厂就始终没遇到大的阻碍，同样的事情，不一样身份的人来做，有时候结果也是不一样的。
对于这些，朱敬伦只看，不说，他不发表他的个人态度，他任由民间自己去博弈，他认为时代的转变不是一个人能够办到的，强人政治短期内能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但是后果太严重了，贻害数十年。
真正能够让现代缫丝让全民接受，得需要时间，得让那些既得利益者自己懂得站出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们的利益才能得到永久的保障，官方越是保护他们，他们越是没有自我保护的能力，迟早有一天他们还是会被迫害的。
朱敬伦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新的生产革新中取得利益的人群日益变多，他们会站出来说出他们的声音，当他们的声音占据主流的时候，也就是整个国家观念转变的时候，而这种全民正面看待工业化的观念，是一个皇帝强行推动不来的结果。
民间的利益博弈政府不应该干涉，政府需要做好的是给他们提供一个公平的，稳定的空间。所以朱敬伦觉得，政府只需要关心那些关乎国家安全的产业，比如兵工厂。
至于民间工业，政府能不直接参与，就不要直接参与，让陈启沅这样的工业家做工部尚书，已经是朱敬伦能够接受的底线了，直接办工厂这种事情，他始终觉得不是正常的渠道，他就没见过有管办企业和国营公司成功的案例。
但铁路这件事，却已经超出了民间的能力，他们既没有这样的经验，也没有这样的资本，可铁路建设的重要意义怎么说都不为过。
在很多国家的工业时代，比如美国、德国甚至日本，这些后进的国家，推动他们工业化的两大动力，一个是蒸汽机的运用，另一个就是铁路的修建。具体到产业上来，很多国家工业化积累过程中，一个产业是纺织业，另一个就是铁路运输业。
纺织业不用说，纺织品始终是一种最大的消费品，因此纺织业能够解决人口从农业向工业转移的问题，而交通运输业则完全打破了就有的地域局限，第一次造就了一个国家范围的大市场。
铁路还直接推动了德国和美国的钢铁产业，机械制造业，这两个国家的纺织工业始终没有发展起来，最后也成为发达的工业国，铁路可以说居功至伟。
所以修铁路其实多年前就进入了朱敬伦的视野之中，他也没考虑过一开始就让民间去修铁路，他一开始就打算动用国家力量的。
因此他在跟满清的停战谈判中，就加入了在满清领地上修铁路的一些要求。但那些他只是占着，并没打算立刻开建，修铁路的代价高昂，他最先要修的，肯定是在本国能够控制的国土上。
目标早就有了，就是广九铁路，从广州修建一条通往九龙半岛的铁路，让广州这个大明的中心，跟九龙港这个目前的国际港口连通到一起。赫德当年还在建设九龙港的时候，就多次提出过修建铁路的要求，他认为修建这样一条铁路，可以让九龙港在跟香港和上海的竞争中占据巨大的优势。
香港没有铁路也已经被竞争下去了，但上海以他独特的地利优势，目前依然能够跟九龙港平起平坐，这让已经当了门下中书的赫德至今都放不下修建铁路的执念。
所以朱敬伦早就允准了，筹备过程几年前就已经展开，但是进展缓慢，最大的阻碍是土地的征集工作，中国从秦代开始就完成了土地私有的转变，可以说在中国，是有着最悠久私有制的历史。
土地不但是私有的，还是神圣的，在地主眼中那就是命，所以除非政府采取强迫方式，很难在短期内得到连续的土地，而修建铁路的土地则必须是连续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乃至让海关持续不断的暗中收购了三年多，至今依然无法完成全部土地的收购。
其中最严重的，就是老百姓的祠堂和坟地问题，这些土地怎么都是不能卖的，无论出多少钱都不行，这不是钱的问题，这是信仰的问题，是文化的问题。
这件事让朱敬伦也感到很麻烦，强制执行吧，对政府的公信力是巨大的伤害，会激起极其强烈的抗拒，跟他本人的观念也不合。他可以对外强硬，比如摆开不惜跟英国一战的态度来吓唬英国人，让他们放弃苦力和鴉片贸易，但是对内他坚定的要采取柔和。
他可以采取不正当的手段去越南窃取矿产，但他绝对不能用强硬的手段夺取本国国民的土地。
这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一个观念问题，在这个时代，全世界各大国的主流都是这样，历史学家总结为“对内协调，对外扩张”原则，西方国家一边在国内进行工业革命，一边不断的安抚本国国民，不断的下放权力给更底层的民众，一边则在国外进行疯狂的扩张，从经济方面说，这是将统治的成本向殖民地转移。
从大国到小国无一不是这样，连小小的比利时都采用了这个原则，利奥波德二世在比利时有明君的威望，得到万民颂扬，可是他却在刚果殖民地推行最最野蛮的压迫制度，强制刚果的黑人工作，凡是稍有偷懒，鞭打只是小事，不能如期完成工作量的黑人的家人，会接受严厉的处罚，他们不惩罚宝贵的劳动力，却会砍掉劳工老婆或者孩子的手臂，一次完不成砍一只手，两次砍两只。
最后比利时人在报纸上看到无数四肢不全的黑人小孩的时候，他们自己都无法接受他们爱戴的国王的做法，比利时政府才宣布将刚果收归国家，成为他们的国家殖民地，由政府同意管理。
而利奥波德在比利时国内，却不断的推行现代话，建立议会制度，实现了君主立宪制的转变，显得异常的开明。
就是利奥波德这一批19世纪君主坚持的执政原则，再经过工业时代的对内协调后，基本上大多数工业国都完成了平稳的过度，成为了一个发达国家，而殖民地则成为未来一个世纪动乱的地狱。
这种对内对外不同的执政方式，在中国也有理念，叫做内圣外王，不过在中国则始终只是一个理念，大家推崇，却没有机会实现而已。
朱敬伦想试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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