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建国以来，言论就相对自由，客观上来讲，由于香港的存在，大明无法封锁所有的自由舆论，无法做到日本那样的严格新闻管制，主观上来讲，朱敬伦认为，舆论的引导和批评，有助于老百姓的现代性启蒙和释放社会矛盾压力。
你让人说话总比不让人说话的怨言要小的多。
而且这些年朱敬伦通过巧妙的周旋，始终让政府处在中立位置，并没有成为舆论批判的重点。
大明的舆论其实很有意思，最先开始办报的是一批新派人物，他们掌握了十多年的媒体话语权，后来传统士大夫也开始介入创办报纸，尤其是教育改革期间，新派对乡村士大夫进行了密集的文化垄断批判之后，士大夫阶层开始主动办报，跟新派进行了长达十几年的大论战。
他们围绕了大量思想和意识问题进行了长期的论战，主要集中在西化和变革上。
一批新派报纸已经开始了全面西化的鼓吹，而老派报纸则强调中国道德文化的优越。
两派谁也说不了谁，比较折衷的态度，还是满清洋务派那一套。
就是不能动传统思想的内核，可以在技术方面进行引进。
就如沈葆桢说的：“以中国之心思通外国之技巧，可也；以外国之习气变中国之性情，不可也。”
士大夫极力反对改变中国人的思想，你连中国人的性情都变了，中国人还是中国人吗，中国还是中国吗。
在这些大论战中，政府始终保持沉默，很好的将自己孤立于舆论的漩涡之外。
这跟日本截然不同，日本新闻管制很严格，但是私下的各种传单去十分流行。
而且日本民间从一开始就有一种****的呼声，民间有福泽谕吉这样的人物鼓吹，官方有大隈重信这样的大臣推动，民间各种改革派要求模仿英国进行立宪、制定议会的人物到处演讲，很受日本学生的欢迎。
日本之所以从开国就出现了要求西化的声音，一方面是因为日本人对传统文化的轻视，受到传统束缚比较轻，所谓船小好调头。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明治维新一开始，就打到了一批高层精英，之后政治斗争又清洗了一批政治人物。这些人进入民间之后，自然而然的成为了反对力量的骨干，西化不过是他们争取政治权利的手段，而不是目的。
而大明没有经历过激烈的权力斗争，朱敬伦执政前广東官场上掌握权力的，是一群外地的文官，这些人在本地没有形成错综复杂的地方势力，无法拧成一股绳，乡村士大夫阶层虽然保守，但却缺少高层精英作为主心骨，因此反对力量始终是分散的，对政府形不成威胁。
没等乡村士大夫形成反对势力，大明又已经培养出了一大批既得利益者，他们与新派一起，开始在民间制衡反对派。
而且大明政府在相当程度上，其实还是借助了传统势力对新派势力的制衡，才得以牢牢掌控权力，推行各种必要的改革。
因为如果真的早早立宪、议会的话，这种权力分散，内部政治倾轧的模式，会让改革变得迁延日久，甚至出现反复。
借助老派和新派之间的对立，让他们在报纸上相互争辩，释放社会压力，让知识分子从中启蒙，让他们自己判断好坏，政府则以中立的态度，进行了行政、司法、军事和教育上的大量改革，而始终没有遇到强力的阻碍。
但这一次政府真的遇到了麻烦。
因为新旧两派，在对美国战争这一点上，他们的态度出奇的一致，那就是反对战争。
不是他们爱好和平，而是认为这是一场非必要战争，美国侵犯华人的权益，大明也应该以相通的方式制衡，而不是直接发动战争。
这主要还是因为几年前刚打了一场短期内看不到实际利益的战争，将法国逐出越南，老百姓没有看到半毛钱好处，期待的赔款也没有一分，反而购买法国的殖民地还掏了一笔钱，为了越南人伤亡几十万大明士兵，尽管赢得了道义上的荣耀，但已经越来越不能满足看重实利的百姓的胃口了。
这场对美战争从一开始，就不受人欢迎，而且很快大明连对法战争中仅有的成果，马达加斯加都还给了法国，更是让人不满。
其实舆论之所以如此不满，最重要的还是因为政府在战争问题上，始终忽视舆论的声音，而舆论在战争问题上，却出奇一致的统一，不管是老派还是新派，从来都认为，大明战争的第一方向就是北伐。
新派认为统一民族是大明最紧要的人物，老派认为一统江山才是改朝换代最大的宿命。
结果大明政府的北伐遥遥无期，也始终不制定北伐的时间表。
反而朱敬伦提出过通过和平谈判统一国家的愿望，还被一些大胆的报纸批评为皇帝的一厢情愿和妇人之仁。
他们拿德国和意大利统一的例子来说明，通过和平手段是不可能完成民族统一的，在现代社会，唯有通过战争，才能迫使那些僵死的腐朽政权交出权力。
老派也距离，古往今来，除了飘渺的三代之时，就没听闻有过和平禅让的成例，即便有，那也是个别野心家的政治游戏罢了，汉天子禅让曹魏，不是曹家以兵向要挟岂能成功，赵匡胤逼迫柴家孤儿寡母禅让，更是不知连词，大明皇帝想让满人禅让，不北伐，怎么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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