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多数富农，还是靠自己的辛勤劳动致富，他们把更多的力气用到了土地上，他们翻土更勤快，他们施肥更合理，他们平时除草、浇水也更积极。
但越是老实巴交把力气用到土地里的人，就越是不够圆滑。过去管理农村的长老们，他们更善于人情交际。于是他们告诉那些迅速沦入致贫的农民，说富农之所以富，是因为他们家分的地更肥沃，这是不公平的。好土地应该轮流分给各家，他们主张要按照村社习惯法，重新分配富农家的土地。
富农毕竟是少数，哪里斗的过那些被险恶的长老鼓动起来的，穷极了的酒鬼、赌徒。
于是斯佩兰斯基发现了一个现象，大量村社在分了私有土地后，反而重新回归到重新分配土地的老路子上。
斯佩兰斯基不知道的是，他遇到了一个跟他的后备斯托雷平同样的境遇，斯托雷平在日俄战争后推行私有化，也遇到了这种情况，村社反对私有化，暴力抵制，斯托雷平就不断的绞死挑唆者，绞刑架插满了俄国的土地，绞索被称作斯托雷平的领带。
斯佩兰斯基感到了恐惧，此时他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是放弃改革，任由这些过去依附于贵族的长老们继续控制农村，让他们继续欺骗愚弄农民，让农民从过去的被贵族压迫，变成被长老压迫的时代。
他想到了中国皇帝在农村推行的政策，一方面严厉保甲制，把农民当作潜在威胁，依靠乡村地主、豪族充当保长来维系统治。让土地集中在这些乡村权贵手中，让农民越来越变得赤贫。
斯佩兰斯基比中国皇帝更勇敢，他向这些乡村旧势力说不。他决定支持那些富农，那些主要依靠勤劳比别人创造了更多财富的人。所以法庭宣判重新收回富农土地违法，村社无权重新分配土地。土地都是私有产权，利用受到保护。
大量富农拿回了自己的土地，但他们在村社中处处受到排挤，被人歧视，说他们没有道德，没有同情心，贪婪，自私，只想着自己占好处，不想着大伙，这些人在村社中被孤立，有的甚至开始放弃村社中的生活，进城谋生。也有一些富农屈服了，放弃了土地的所有权，允许其他农民重新分配土地，他们自发性的回到了农奴制时代。
这些情况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斯佩兰斯基无可奈何，他不可能给每个人都选择道路。他此时很害怕，他不是怕死，他年纪已经不小了，死已经不再是一件值得畏惧的事情，他害怕的是他一死，这些政策恐怕就废弃了。
他想到了跟中国皇帝无数次讨论过农奴制改革的问题，中国的农奴制改革，恐怕得推及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废除了公有的井田，土地开始私有化。
书中记录不够详细，但也有所记述，变法的时候，商鞅杀了很多人，那些人恐怕也就是现如今的长老所代表的反对者吧。
商鞅后来也死了，死得很惨，但他的改革成功了。斯佩兰斯基觉得，他将来恐怕也会不得好死，他得罪了太多人，得罪了权贵阶层，现在连长老都得罪了，也间接的得罪了绝大多数对私有化还不习惯的普通农民。
他选择迎难而上挑战旧秩序，但他需要找对方法。他想到了中国皇帝的分析，皇帝认为，商鞅变法能够成功，不仅仅是顺应时代潮流，增强了国力。所有的改革，都是顺应潮流的，都是为了增强国力，很多改革期间确实积累了强大的国力，但最后都失败了。原因并不是改革的初衷够不够好，改革的方式平和或者激进，而是改革后有没有形成一个既得利益集团。
这是很黑暗的，良好的改革愿望，到最后竟然还是需要利益阶层来维护。理想主义者的道路，需要现实主义者走下去。真是讽刺！
可这就是现实，商鞅变法培养起了一个军功授爵的新权贵阶层，旧的王室公卿不再是一个垄断的统治阶层，被新的官僚集团取代，官僚集团统治自耕农的模式，取代了权贵统治农奴的模式。最后能否成功，决定的不是自耕农的意愿，也不是农奴的意愿，而是官僚集团是否能压制住权贵。
所以斯佩兰斯基明白，他的改革愿望很美好，但可能需要用不那么美好的手段去完成，他需要培养一个跟自己理念或许不同，但跟自己改革后的利益一致的新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可以恨他，但无法脱离他改革的方向。
所以他开始推行一项政策，村社之中，任命纳税最高的那个人为长老，他要让所有勤劳致富或者聪明才智高于他人的富农成为新的乡村统治阶层。这些人一旦超过了旧阶层，他们将来肯定能拥有维护土地私有的力量。
农村改革是重中之重，但其他方面的改革也在进行。
哪怕那些旧阶层不喜欢他，甚至仇视他，斯佩兰斯基还是支持旧阶层，不是至此他们恢复权力，而是支持他们取得经济利益。他大量发放垄断性授权，甚至去游说那些颇负名望的大贵族投资工商业。让这些人成为新兴集团，而不是土地的食利者，他们将来肯定会保护新制度。
为此他制定的政策是有那么一些不公平的，除了给这些权贵垄断经营的权力，还以国家银行的资金资助他们，用国家合同帮助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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