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边疆社会的考察，并不是兴之所至，也不是因为跟中国领事的谈话，勾起了他的兴致，就算没有那场谈话，他依然会来考察，他需要对中俄之间的军事关系进行研究。
但有了跟中国领事的那场对话，让他可以更有准备，更有条理的来观察中国人的社会。
由于沙皇不肯签字，中国不但没有释放俄国俘虏，至今还占据着喀山、萨拉托夫和察里津三座俄国的重要城市。
这三座城市实行军管，但俾斯麦看到的是十分繁荣的商业，三座城市以伏尔加河水道沟通，河流上往来着大量蒸汽轮船，其中大半都是中国经营的航运公司。中国人在这三座城市里，人数并不多，只有一些商人，他们成立了商会。
俾斯麦通过关系，在当地找到了一家德国商人，这是叶卡捷琳娜大帝时代，就移民伏尔加河下游的一个德意志家庭，他们在乡下有农场，在城里有商铺。
通过德裔商人，俾斯麦了解到，中国軍队对这里的管理十分松懈。他们不直接插手各种商业活动，他们的税收等制度都照搬中国，可执行委托给了当地的商会。不但是中国人的商会，也包括欧洲人的商会。商会在帮他们收税。商会也负责调节商业纠纷等问题，至于法庭，则派出了一些军法官，但是他们竟然是用陪审员制度在审案，这点有些让俾斯麦没想到，听说是中国人从英国引进的制度。
德意志地区的陪审制度，是拿破仑大军带来的，但拿破仑战败之后，许多地方就废除了陪审制度，这次革命中革命者的一个要求就是恢复陪审制度。
由于軍队没有介入经济领域，商人是这里维持社会秩序的主要力量，当然軍队负责维持治安，商会负责调节民间纠纷，加上法庭的存在，这里秩序井然，又有铁路、河流，商业自然就发展起来。
这些俾斯麦也不是很关心，因为他看到的，主要还是俄国式的文化现象，他最关注的是中国的軍队，軍队看起来跟欧洲軍队也没什么两样，相当正规，训练都有各种制度保障。竟然跟法国軍队的训练模式如出一辙，俾斯麦做过功课，他知道中国也跟许多国家一样，在拿破仑战争后，都将自己的軍队，按照法式方式重组了。
既然是法国模式，那么战斗力应该是有保证的，从他们多次力克俄军就能看出。这几年欧洲总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之所以在中亚地区打败英俄联军，是因为惊人的数量，而不是他们强大的战斗力。
俾斯麦连续观看了几天中国軍队的操演，他认为那都是胡说八道，是不服输的欧洲种族主义者的偏见，加上英国人有意识的推波助澜，目的是鼓舞欧洲人跟中国开战的勇气。在俾斯麦看来，也就只有俄国这种笨蛋国家才会上当。
不过俾斯麦一直很关心中国人的动员能力，为了近距离视察中国的后备力量，他废了很大劲才得到了一个近距离深入中国农村地区的机会。
他的朋友帮他联系上了一个波西米亚表演团队，他们驾着马车来回穿梭在乌拉尔地区，在俄国居民区轮回表演，现在也会给中国乡村表演。
通过这种方式，他进入了中国乡村。他发现中国人的乡村十分森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边疆地区的原因，当地都实行堡垒化，人居住在一起，用土墙将村庄围起来，个别村庄甚至用碎石或者砖块建造了城墙，他们称之为土堡。
一个土堡里居住着十几户到上百户不等的农民，家家户户有门牌，上面不是写号码，而是写着更详细的内容，比如该家户主姓名，男女几人，年龄大小。一开始俾斯麦不理解这种门牌的作用，有一天傍晚看到村子里的保长带着几个人挨家挨户的搜查，把每户人都叫出来清点人数，还进户随意翻看了一番。俾斯麦问明缘由，目的是为了查看民众是否私藏囚犯。俾斯麦以为哪里跑了囚犯，后来他听说这只是日常工作。每天都要查，查完登记在案，最后送到县上。
俾斯麦感到一种阴森的感觉，中国的皇帝是有多怕他们的百姓反抗啊，用这种方式监视着每个人，百姓毫无自由可言。后来他把这些观点跟一些在中国工作过的外交官说起来，才知道，以前也有这种情况。但是并不严格，流于形式，只有盗贼蜂起的时候，才会加强这种管理，在中国叫做保甲制。大周皇帝执政之后，才日益成为常态化，皇帝培养了大量的读书人，社会管理能力大大加强，所以能进行这种常态化管理了。
俾斯麦很奇怪，民众被如此严密的监视下，没有自由和隐私，他们为什么不会反抗？领事解释说，民众并不是很在乎这些自由和隐私，因为查验他们的，都是他们的熟人，而且大多数都是他们的长辈，中国人不太重视隐私，各家有什么情况，在一个村子里大家都知道。
而且官方的态度一直都是，这种保甲是为了防贼，而不是为了防民。另外官府在灾荒时候的救济，也是按照这种门牌数据来发放的，保长不但负责监督管理百姓，也负责指导保护他们。
俾斯麦在一个中国村庄中停了大概十天，获准在这里表演的吉普赛团队竟然也天天都会被检查，按照县衙发给他们的牌照清点人数，看他们有没有窝藏逃犯之类的。俾斯麦发现自己被困住了，他们并不能随意离开，否则就会惹来大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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