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之亡，有人说亡于天启、有人说亡于万历；有人说亡于流寇、有人说亡于满洲；有人说亡于财政、有人说亡于腐败；有人说亡于阉党、有人说亡于文官……
然而这些原因却都没有谈到根本。
应该说这些痼疾虽然难以应对，但只要出现一两个好比张居正这样的铁腕人物，依旧是可以力挽狂澜，或者是至少可以延缓明朝的灭亡的。
可真的到了明末，朝廷上下已都由朋党控制，一人一事往往不论其是非曲直，而只看其身属何党——只要是自己的同党，哪怕他所做的都是些荒唐无稽之事，也要全力支持；只要是同自己身属异端，就算他做的都是利国利民的好事，那也得全力攻谀一番。
因此，就算是张居正本人转世过来，办起事情来也总要处处有人掣肘，未必就一定能够像万历初年那样打大刀阔斧地做出一番大事业来。
可话虽如此，崇祯初年的情势，又同早前颇有不同。
崇祯皇帝乃是个大权独揽的皇帝，就连身边的太监都信不过，更何况是那些满嘴仁义道德、满肚子鸡鸣狗盗的读书人了。而他最忌惮读书人的，便是朝野之士结党营私，不单败坏朝政，更有可能会将他这位至高无上的皇帝给架空了。
因此，崇祯上任之后，做得第一件事便是扫除阉党，在重用东林党人的同时也没有让东林党大权独揽，先后罢免了内阁韩旷、钱龙锡两个铁杆的东林党徒。
关于这一点，姬庆文是耳闻目睹的。
可是既然皇帝这样严防死守，朝廷里为何又会有朋党的出现？
这是姬庆文想不通的。
于是他便又问道：“徐阁老，眼下朝廷里皇上是大权独揽，只要是皇上做出的决定，无论是太监还是内阁，都只能照章执行而已。这‘朋党’二字又不知从何说起呢？”
徐光启叹了口气，说道：“圣上隆恩，无论哪位臣子都引为至宝，今日之朋党就是为了争宠而起的。”
接着这话，徐光启便将朝廷的局势——严格来说是内阁中的局势——细细同姬庆文讲了。
原来党争最根本的原因是起于内阁首辅周延儒同次辅温体仁的权势之争。首辅周延儒虽不是东林党人，却同东林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又加上他少时了了，不过二十来岁就连中会元、状元，在文坛之上极有名望。
而崇祯继位之后惩办阉党却不完全重用东林党。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周延儒自然就是统领百官的最好人选，几乎是理所当然地当上了内阁首辅大臣。而他担任首辅期间，朝廷局势不论出于何种原因，也确实是大有改善，不仅北边满洲鞑子偃旗息鼓、南方的白莲教乱也被迅速敉平，只有西北的民乱有愈演愈烈之势而已。
眼看朝政正朝着好的方向走去，担任朝廷次辅的温体仁却不满意起来。
温体仁今年五十七岁，比周延儒大了十七岁，却只能屈居次辅。这位仁兄当不上内阁首辅，倒不是因为他资历太浅，也不是因为其能力不行，而是因为此人运气太差。阉党当政时候，他被视为东林党人；东林党当权时候，则因出身籍贯，被当成了阉党人物。正可谓是左右不讨好、里外不是人。
因此温体仁索性破罐破摔，来了一个两不相帮、两不得罪，一心只求讨好皇帝，美其名曰“君子群而不党”。为此，崇祯清算阉党时候，温体仁出了大力气，贬斥钱谦益之时，也是温体仁首先发难。
这样一来二回，温体仁便将朝野上下得罪了个遍，成了一块就连苍蝇都懒得去盯的臭肉。可偏偏崇祯皇帝喜欢这样的臭肉，看中的就是温体仁同朝廷里那些文官没有瓜葛。
可皇帝喜欢归皇帝喜欢，群臣厌恶归群臣厌恶。
自打温体仁入阁拜相之后，弹劾他的奏章就从没停止过。从贪赃枉法，到徇私舞弊，到霸占民财，就连上朝时候多走了一步路、打了一个喷嚏都有人弹劾，真到了人嫌狗憎的地步。要不是崇祯皇帝在他身后撑腰，说不定这位内阁首辅大人，都已经被连贬三七二十一级，到那个穷乡僻壤去当县令去了。
温体仁虽然人缘差，品行也好不到哪里去，可脑子却是聪明的，自然知道这么许多攻谀他的文官背后，乃是内阁首辅周延儒这么个巨大而难以逾越的身影。
可温体仁也知道，在大明朝里，周延儒虽然贵为首辅，可他这位首辅大臣，同当年的张居正、杨廷和还是有区别的，远还不是一言九鼎的人物——在他身后徘徊着另一个更为巨大的身影，那就是崇祯皇帝朱由检。
因此政治嗅觉敏锐、头脑冷静的温体仁迅速意识到：想要扳倒周延儒取而代之，唯一的办法，便是紧紧抱住崇祯皇帝的大腿，再用这条天下第一粗的大腿，将周延儒从内阁首辅的宝座上整个踹下来。
于是周延儒便揣摩准了崇祯皇帝的心意，率先发难，拿在刑部大牢里关了大半年的袁崇焕做文章，独自一人上奏，说要严办袁崇焕，追究起去年“己巳之变”中作战不利的责任。
这道奏章一上，顿时朝野震惊。
这位当年权倾一方，几乎做了辽东土皇帝的蓟辽督师袁崇焕，虽然是下狱待罪，可能量却依旧是非同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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