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大家都坚信战争的胜利属于苏联，那么就没有那么多逃兵。
事实上，苏军数百万基层士兵的心态非常微妙。他们中绝大部分人是1942年才入伍的，他们获悉的都是苏军在1941年的一系列惨败。
恐怕只有等到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了，士兵们战胜强敌之信心才能逐渐建立起来。
毕竟人是趋利避害的生物，同时也是感性的。如果他们认定苏联将要战败，那么逃到敌人那里当一条狗去苟活，不失为一种活命的办法，虽然已经没有什么廉耻可言了。
若是大家都认定德国必败，有谁会自愿叛逃到必然失败的敌人那里？哪怕是战死了，他们也会慷慨赴死，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阵营必将胜利。
自开战以来，逃兵问题就一直困扰着苏联。
到了现在，科涅夫觉得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了。他知道斯大林不爱听这个，还是要说清楚这一残酷的现实。
“现在的问题是，我采取了许多种办法还是没能很好的遏制住逃兵问题。我想，我还需要更多办法，可是……”
斯大林狠狠的敲敲桌子：“您就是太仁慈了！对待逃兵和叛徒，我看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枪毙。”
“这……我担心，军心会乱。”
“不！您就是太仁慈了，科涅夫同志。依我看，你的问题就是杀的人不够多。那些逃兵和叛国者算什么？他们还算是苏联公民吗？不！他们属于侵略者的帮凶，已经属于敌人的范畴。对于敌人，我看统统枪毙没有问题。”
科涅夫点点头，这件事本来经过自己的励精图治，什么又是摆地雷阵，又是频频的开会，加里宁方面军的逃兵问题才有所缓解。
现在自己跑到隔壁的方面军任职，是否需要些残酷手段遏制叛逃之风？
突然，朱可夫发话了：“关于逃兵的问题上，这件事确实非常棘手。”
“哦？您有什么见解吗？”斯大林急切的问。
“是的，我们必须遏制住它。我关心的并非是一天逃跑多少人，是否造成一个月叛逃一个师。在我看来，就是每月逃走六千人，我们再多招募一万人就够了。问题的最关键根本不在于此，而是在于这些叛徒会供述给敌人情报。尤其是我们行将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的情报！我们在地下七十米开这个会议，就是为了避免情报泄露。但情报还是要传达到各个师手里，如若某个士兵获悉了情况而把情报作为邀功的筹码叛逃，我们这里就无隐私可谈了。”
“啊！这是个大问题！”斯大林猛地提起精神：“看起来，我们必须处理好这件事。战役施行前，我们最好不要出现一例逃兵。”
“我们必须采取一种有效的机制。”科涅夫更是迫不及待的说。
一种有效的机制？斯大林觉得他家都在等着自己睿智的发言，以解决这一棘手问题。
斯大林想了想，突然跺脚说：“凯撒对于叛乱士兵的处理办法就是让他们抽签，十一抽杀，用这种办法遏制了叛乱。我想，我们可以效仿。”
十一抽杀？朱可夫完全想不到斯大林会有这种想法，他连忙以不人道为由进行劝阻。
“不人道？他们的叛逃才是一种不人道。干脆这样！”斯大林又灵光一闪，“一个步兵班里有一人叛逃，剩下几人就抽签，凡是中签的那个人就送到惩戒营。您看，我没有搞什么十一抽杀，只是把中签的人关起来而已。”
“可是，中签的人并没有罪，为何要和抓获的逃兵关在一起。”
“真的没罪？”斯大林绷着嘴摇头，“他们有义务阻止战友逃亡，他们应该这么做。既然人逃跑了，他们便是有罪。对了！我应该赋予他们一定权力！但凡发现有士兵叛逃，任何战士都有权将其射杀！这样的射杀以击毙敌人论功！对！就该这样办！我的要求是，军队里不应该出现哪怕一个逃兵。”
这里，杨明志是全程无话的。听听斯大林的话，真是让他不寒而栗。
斯大林果然是性格强硬，关于逃兵问题，他的处理手段更显心狠手辣。或许这里不能说斯大林狠毒，如若放任士兵逃亡，苏军距离自我崩溃也不远了。一支优秀的军队必须有强硬的纪律，时逢极端严峻的战争时期，用残酷手段肃清其中的败类可谓不得已为之。
自从发布了那倒命令，斯大林确实是以身作则，哪怕是遭遇到德军轰炸，他自岿然不动。
既然自己是这样顽强，下属也必须完全，落实到每一个士兵，他们也必须顽强。
“我们必须要让最懦弱的士兵变成最勇敢的英雄，我们必须使用一些有效的手段。刚刚我的想法似乎非常极端，现在我又想了一下，可能这种极端方法是对付现在窘况的有效手段。”
趁着会议，斯大林毅然决然的认为，可以给予基层士兵直接击毙逃兵的权力，而不用上报反撤退小组和战地军事法庭。
他也考虑到会有士兵杀良冒功的行为，便设计，所谓击毙逃兵的士兵将接受组织的调查，确认死者的确是逃兵即奖赏，确认是杀良冒功即惩罚。
而这种“逃兵”的定义是一种狭隘的逃兵，他们不是单纯畏战的人，而是逃向敌人的阵地，具体而言就是叛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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