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深里，我们彻底无法入眠……呃，好吧，我们又回到了那些被潜规则加班的苦日子时代。
SARSH正在埋头苦读，孜孜不倦地研究着我从档案中心带回来的个案综卷，这些综卷都有一个特定的英文字母作为代表。
VIRUS。也就是病毒的意思，这些综卷里记载着以前出现过大规模的病毒袭击的案例。
老实说，这些案例是真的极之罕有，从我找到的综卷来看，顶多就是那三宗。
第一宗是1978的鼠疫病毒，是一名战争犯散播开来的恶毒性病毒，全球化感染，牺牲了不计其数的新生命。
第二宗是1993年的炭疽病毒，是一个名为恐怖分子为求达到政治目的所散布的大规模杀伤病毒，当然最后被及时制止了。
第三宗是2002年的伊波拉病毒，这种病毒的案例是最丧心病狂的，具体情况我就不一一描述了。
就目前来说，伊波拉病毒与杜晓文的肺部被液体化的情况是非常的相似，但伊波拉病毒比我们发现的病毒更为危险，它会侵蚀人体的内脏器官，分化所有的有机组织，一旦感染上，患者的皮肤会腐烂，流脓；出现抽搐、呕吐，全身发抖等症状，到最后身体组织会慢慢地溶化，直到死亡诞生。
杜晓文的肺部化为一滩血水，就是病毒源诞生的一种征兆，为此我特意通知了病理科、研究机构在内的病毒专家，有关方面对我手头上的验尸报告非常感兴趣，他们声称要做研究以及防范病毒的感染传开。但我不会轻易上当，目前很多资料是不完整的，杜晓文在毒发的时候具体有哪些临床表现，他毒发时有没有像伊波拉病毒那样，没人知道。
唯一知道这件事的只有那个下毒的凶手，但我们仍然没有查出这个人是谁。
SARSH对我的工作安排表示一丝丝的怀疑：你真的确定从病毒源下手，就会找到凶手？
她这样问，我当然要忽悠她。
“是的，只有从这个角度调查下去，才能找到凶手。”
噢。
她嘴上虽然是这样说，但她的心里根本就不相信我说的话。
但我也要假装相信她的话。
“炭疽病毒的罪犯似乎遭受了不少的磨难。”她翻到了最为关键的一页，被标题吸引，那文字是充满诱惑性的。
我慢条斯理地说：那肯定啦，你也不想想，炭疽病毒当时对全球的危险性有多大。
她还沉浸在病毒的世界里，研究着那些看似不可思议的病毒案件。
我不想在这样一个狭窄的空间里对着她，我离开实验室，在走廊上漫无目的地游行着，不知不觉间，我竟然来到了莫求的小小办公桌。之所以要用’小小’两个字啦形容她的办公室，那是因为她的办公室是从情报科的中央特区中间位置占了一席地方。她的位置边缘常常会陷入一片尴尬的场地，没有隔板，没有独立的空间，她的办公区域往往就是这样暴露在众多人的眼里。
我一时贪玩，跑过去找她，没想到她也很认真地浏览着电脑屏幕上的数据，我用手遮住了电脑屏幕，她那注意力终于转移到我的脸上，很快她就掰开我的手，无情地说：一边去，不要妨碍我工作。
“你的工作是搜集资料，但是现在没有特别的案件需要做资料搜集的。”我不以为然地说着。
她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说：许医生，你真是贵人事忙，杜晓文的被下毒案件仍然没有侦破对吧？
我这才恍然大悟地说：对耶，遗书分析方面，声称有机会下毒杀人的很有可能是死者身边的熟人。
她咬牙切齿地说：是的，我也很愿意承认这个假设的推论，可是客观因素并不存在。杜晓文的所有背景资料我都找遍了，这家伙简直就是一个孤独患者那样，大学毕业的照片，他是稍微远离群众一点点；社交圈子方面是一片的空白，他外出消费，包括喝东西，用餐全是一个人，他给我的感觉就像是单独存活在这世上的一种个体生命那样，是脱离群众的，是孤独的，而他的孤独又是与生俱来的。你看，我连他的一张与别人的合照都找不到，多失败！我找了一整天，硬是没有找到，不得不说，这很失败，不是吗？
我哭笑不得地说：你可以从其他方面下手调查，不一定要从他的社交圈子开始调查的。
她仰天长叹地说：问题是，我那亲爱又执着的上司非要认为，下毒杀害死者的是其亲密好友，她要我找的，就是这个所谓的亲密朋友，但是我刚刚也说了，符合条件的人压根就不存在。
我还在寻思着，该如何从这个突破口找到新的天地。正如江中所说的，他性格孤僻，沉默寡言，甚少朋友的他，会无限信任谁呢？连一点戒备的心都没有。
此时，黄雁如大步流星地踏了进来，她的到来犹如一阵狂风似的，周围的纸质文件都被吹了起来。（好吧，我承认自己有点夸张了）
莫求立刻假装很认真地盯着电脑屏幕搜索的样子，黄雁如双手叉在胸前，用脚踢着我坐着的椅子。
“不要在这里影响别人。”她严厉地呵斥我。
我死皮赖脸地说：“这个叫集思广益，三个诸葛亮胜过一个臭皮匠。”
她翻起白眼：你好像说反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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