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扳倒范仲淹的，可不只那些利益受损的权贵、官僚及地主官商，根本原因在于，这牵扯到新一轮的贵庶之争。
正统初年的帝国政治格局，整体上虽然保持着理性与平稳，但由于皇帝刘维箴的德浅才弱、威望不足，上层的斗争，实则是比较激烈了，尤其在世宗压制十多年后的勋贵阶层，迎来反攻之后。
首先，世宗晚年的尚书令杜衍，在正统二年的时候罢相，出京前往西南担任巡抚使，继任的，乃是乐平县公李昭贤（这可是李继隆长子、世祖皇帝外孙）。
而当时的政事堂，除李昭贤这个尚书令之外，另有枢密使折惟昌、兵部尚书向元锴（向德明之孙）、礼部尚书冯端（冯道曾孙），另辅以石元孙（石守信之孙）、李光辅（李筠重孙）等掌握实权的军政大臣。
这些都是功臣元勋之后，除冯端、李光辅弱了些之外，其他人都是帝国的顶级勋贵，如李昭贤、折惟昌，还有一层皇亲国戚的光环。
当这些人在帝国朝堂占据大量话语权的时候，也是意味着勋贵势力的大反攻，也必然迎来早已壮大并且根深蒂固的庶族集团的对抗。
范仲淹回京，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一头扎进政斗的漩涡，虽然，他一心一意只想着为朝廷、为百姓做些实事，但有些争斗是不可避免的。
同时，作为尚书令下属最重要的两个宰臣，吏部尚书与财政使，一个吕夷简，一个范仲淹，都是庶族出身，一左一右，对李昭贤形成了相当强力的钳制作用。
于是，为了打破这种限制，李昭贤从幕后策动一场政治攻讦，他选择的目标，正是范仲淹。吕夷简这个人，老谋深算，且权术高超，否则也难在新皇继位之后，就迅速运作回京为相，并更进一步，担任吏部尚书。
相比之下，范仲淹就好操作多了，他虽然私德无亏，但做事方面，在有心人眼里，全是漏洞，也易于打击。
而这样的政治活动，并不在于范仲淹真的有什么过错，只是当权者需要，便有的是人，提供足够多的短处与把柄，等形成风潮之后，弱势的皇帝刘维箴，即便心有不舍，也不得不将范仲淹外放，他实在顶不住来自李昭贤等勋贵的压力，或者说不愿意正面对抗。
于是，范仲淹以“殿下之失”（官方的解读中，大抵是在面君进谏的过程中，言辞过于激烈，有辱圣人威仪），夺相，出任湖北巡抚使，那一年，范仲淹56岁。
如今，范仲淹58岁了，满鬓霜白的他，依旧操劳于政事，牵挂于君王，也再度迎来一个复起的机会。
两年后的今日，朝廷的局势又大不一样了，最大的变故就在于，尚书令李昭贤因病去世了。朝廷又丧失了一个领头羊，上层的斗争也再度激烈起来，而在一场旨在夺取最高相权的争斗之后，最终的人选，浮出了水面：范仲淹。
李昭贤薨得突然，以致于后事都没能交待，趁着这个空档，朝中蛰伏已久的庶族集团，也发动了一场全面性的反攻。
并且，还得到了一部分勋贵阶层的支持，比如冯端、李开源（李皇后之侄，论辈分，皇帝刘维箴得叫一声表叔）等人，同时还有萧氏的默默推动。
建隆——正统时代，朝中有“三萧”的说法，萧景、萧恭以及萧惠，这三人，要身份有身份，要资历有资历，但在权贵圈子里，是一直被默默鄙视的，还是那个原因：契丹族出身。
因此，在李昭贤等传统贵族掌握朝权时，萧氏也是默默蛰伏，秘密寻求推翻机会的一波人。李昭贤的突然辞世，显然就是一个最好的机会。
当然，真正到决定性作用的，还是皇帝刘维箴，这对他来说，同样是个难得的机会。以刘维箴的脾性，以及从小接受的教育，除了皇室亲戚，以及东宫旧臣，他显然更亲近于那些庶族官僚。
另一方面，他也的确听话，世宗皇帝驾崩之前，对他多有耳提面命，在人才的任用上，曾给他指点了大量人选，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若想做事，可任范仲淹为相......
显然，已经31岁的皇帝刘维箴，在登基七年之后，也想着做出一些成绩来，于是，在兼采多方建议，在众臣的推荐下，他终于下诏，召范仲淹回京。
刘维箴还专门派内侍省宦官南下，除了宣诏，还送上一份刘维箴的手书，上边尽是恩信期待之言，足以让范仲淹感激涕零。
而从诏书自中枢下达之后，至少在短时间内，朝廷上层的斗争停止了，所有人的目光，都忍不住投向南方，望着水陆之途。
原因无他，正统时代的尚书令，权柄之重，堪称帝国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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