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遹之所以这么卖力的拉拢关中地区的羌族、氐族，是因为汉族在关中地区的势力实在是太弱，要不然历史上也不会让胡人在关中建立多个割据政权。从刘秀定都洛阳后，汉族似乎都在有意无意的减弱在关中的影响力。
尤其是汉末关中地区经常受到氐、羌等胡族的骚扰，使得当地汉人百姓纷纷逃离。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西晋，一边是汉人不断逃离关中,另一边是胡人不断迁入关中，使得胡、汉人口比例已经上升到一比一。
而司马遹趁着现在的关中氐羌等族人数虽众，却没有形成足够强大的部族力量之际，打断氐羌两族发展的步骤，争取将他们早日融入到华夏民族当中。
也许司马遹并不知道，就是他这么一折腾，未来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羌人姚氏集团、氐族苻（蒲）氏集团也从此烟消云散。历史上这两大集团被历代统治者迁往关东，并分别安置在枋头和滠头。
这两大集团在枋头和滠头，一住就是十八年，直到石赵崩灭。关东十八年，让两大部族的人口以自然增殖的规律，有了相当的增加。新的一代氐羌豪贵在关东地区生长、学习，农耕生活使来自陇右的氐羌在社会进步方面深深受益。
后来，姚弋仲的滠头集团据《载记》有“部众数万”，枋头的苻洪集团应该更多。经过十八年的自然增殖，这两大集团的人口总量大大超过最初的数字。
然而在原来历史上，对于这两大集团来说，在关东的十八年，最重要的收获并不是人口的增加，而是部族素质获得了很大的提高。这主要体现在新一代氐羌豪贵身上。
苻洪东迁时年48，其子苻健年16，而苻洪诸孙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在关东出生的。苻生生于335年，为东迁枋头的第三年；苻坚生于338年，为迁枋头的第五年。苻坚诸弟都生于关东。后凉的开创者吕光也是在东迁后的第九年生于枋头。
与苻生兄弟、苻坚兄弟、吕光等同时先后在枋头出生、成长起来的一代氐族豪贵，是后来前秦、后凉的霸业支柱。
苻氏枋头集团西归时，苻健说过“昔往东而小，今还西而大”的话，这仅仅是指新生代的氐族青年在数量上超出了当年东迁的苻氏集团。
事实上，氐羌东迁后新一代的最大特点是，他们的素质有了很大提高。在关东的社会条件下，新一代有机会受到更好的教育，眼界开阔，因而文化教养和政治水平远远超过了老一代。
这是历史上前秦立国的重要条件。而现在由于司马遹的一番动作，完全打断了两大部族原有的发展规律。
现在的苻洪不过是氐族一个渠帅蒲怀归之子，年仅十二岁，同样姚戈仲也不过十五六岁罢了。他们随着父辈迁居到长安，然后接受汉化教育，成为武备学堂中的一名新生。
经过司马遹连番整治，无论是汉化的胡人渠帅，还是汉人豪强，都无法在关中地区真正威胁到太子的统治。除了孟观外，关陇地区不存在能真正具备威胁的军事势力。而孟观除了整日待在军营练兵外，根本对太子的事情不闻不问，甚至还有些放纵。
处理完豪强问题后，司马遹接下来便着手开始统计户籍、校量土地，准备实行均田制。以便为今年的大丰收打下基础。这次实行的均田制是在新城实行的旧均田制的基础上吸取一些经验教训做的修改。
十八岁以上的中男和丁男每人还是授粮田八十亩杂田二十亩只是做了一些补充。粮田二十亩和杂田二十亩是永业田可传子孙不再收回其余为赋田身死之后由官府收回再行分授。而老男、笃疾、废疾各给赋田四十亩寡妻妾三十亩。杂田按当地的气候条件十亩种大豆蔬菜等十亩必须或种棉或种麻或种桑。每男继承的永业田算在他分授的永业田数额里不足的补足赋田照例。
将以前设于新城的农学移至长安再延请关陇农课好手充实农学培训农耕人才。再依新城例在关陇各郡县设助农所帮助和指导各地百姓耕种收获。并出钱“赎”豪强手中的部曲、奴仆援新城例授田加收赎赋五年转为平民。
赋税还是延新城例以田地亩数、沃瘠和当年收成为课税收赋的标准。这一招很毒，那些大户世家的部曲奴仆纷纷被官府以德政的名义“赎走”了，空有上百顷的地却没有人耕种，每年还要交相应的赋税，这不是存心让大户们为难吗？
到后来他们窘迫的时候，太子出面出钱收买他们手里的田地，再把他们归拢到郡县治城里居住。虽然卖得价贱但是总比没有要强吧。
司马遹传令在关陇延新城例设郡学、县学，厚礼重酬延请各地不多的士人以为教谕，收合格子弟入学。
司马遹及其属下都是勤于政事、廉正图治之人，废除苛虐奢侈之后，施以宽简节俭法度，公正严明、吏治清明有效，遵礼重教广施仁德，关陇百姓渐渐归心。
如此到了元康八年，公元298年三月，此时太子都督关中已经一年，关中局势也愈发稳定下来。此时，贾后的势力在朝中急剧膨胀，但其在皇权的遮护下，尚未触及诸王的根本利益，且任用张华等人处理国家政务，政局进入相对平稳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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