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曾预言，“再过两三年我国就会成为世界上粮食最多的国家之一，甚至是世界上粮食最多的国家”。但他的这种预言无情地破产了。俄罗斯人至今也没有见到农业畜牧业出现高涨的局面，不得不越来越多地依靠进口粮食和食品。
一个国家在制定有关政策时一定不能脱离实际，更不能过于盲目地追求形式，而应该以使农民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为出发点。
人民群众不是政治的工具，不是政治的附庸，而是国家的主体，社会的基石。任何改革都不能脱离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否则，任何的改革最终都是以失败告终。
伊万作为生产队长，在整个生产队都实行集体农庄后，就要一起劳动，结果原本耕作自己土地很勤奋的人，突然变的很懒了，完全是出工不出力，站在地里侃大山可以吹半天，而地是一块没有翻，这还算好的，神马尿遁，屎遁更是司空见惯，这些尿遁，屎遁的人一去就是一个上午，等要收工的时候他们就回来了。
很快粮食危机就来了，因为大家都偷懒，生产的粮食自然就少，而给国家的公粮是必须要交的，交完公粮后，所有的粮食不够整个生产队吃半年，结果那一年伊万的那个生产队就饿死十几个成人，二十个孩童，而伊万的生产队总共才两百多点人，差不多让人口减少了五分之一。
后世俱达里娅?马克西莫夫娜?伊佐托娃（1909年出生）回忆：
“我父母对农奴制记忆犹新。我出生时，他们替地主干活。我们经常饥肠辘辘。一场火灾烧毁了我们的家。我们就来到西伯利亚。我们是全村来的，有12户人家。在新西伯利亚近郊的伊万诺夫卡村落户。这里野物很多。到林子里去拣蛋，一拣一大堆。大家都盖起了用主墙一隔两间的平房。开始置起自己的家业。三年之后，每家都至少养了6头奶牛。牲口也不少。我们算不上很富，不过也称得上生活富裕。给孩子做的甜食五花八门：奶油甜面包，8字形小甜面包，抹上果酱的卷边烤饼。我们自己织布缝衣服，姑娘都打扮得花枝招展，还自己动手准备嫁妆。
30年代的饥荒到来时，我已经结婚成家。我和丈夫已经在集体农庄里干活。是强迫我们加入的。奶牛统统没收。现在想起来都感到后怕。但凡是殷实农户，土地和生产资料全部没收。最让人想不通的是，我们辛辛苦苦挣来的家业，统统没收。人们开始患上浮肿病，上面来人大肆搜刮，只留一点点种粮，口粮不给。自家的菜园成了救命稻草，可哪有工夫侍弄？起早贪黑，全在农庄里干活。每星期给我们发半拉大面包。穿的都是棉袄。像样的大衣商店里有的是，可农庄庄员哪有钱买？
成立集体农庄那会儿，瘟疫流行。死人无数。其中以婴儿、特别是吃奶的婴儿居多。因为产妇生下孩子，两星期后就得给农庄出工。我就死了9个吃奶的婴儿。是集体农庄把很多人害死了！我一个闺女已经两岁，患麻疹死了。我丈夫诺万在我们共同生活了10年后病死。他是天生的忧郁性精神病患者。我成了孤身一人。
整个战争期间我都在当挤奶工，后来在叶雷卡耶沃改嫁，1945年生了个儿子。我早已退休。连我的儿子也退休了。我们在集体农庄就没有听说过退休金。只要还能动弹就一直干活。我们一天也没有歇过，也不知道什么叫休假。什么海滨、疗养院，只在电影里见过，出国就更别提了。”
从亲历者的描述中，我们得知，历史上的苏联农业集体化是充满了暴力和血腥的。集体化前后，可谓冰火两重天，这也许是绝大多数口述者的共同感受。原本欣欣向荣、安居乐业的农村，转瞬之间成为啼饥号寒、生不如死的人间地狱。几乎每个人所讲述的都是一场悲剧。这不仅仅是某个家庭或者某个村庄的悲剧，而是整个民族的悲剧。许多受访者都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要没收农民的生产资料和土地？为什么集体农庄庄员一贫如洗？为什么要对他们实施暴力？
人们不得而知的是，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念念不忘砸烂旧世界。上个世纪20年代末，他们终止新经济政策，不惜使用暴力，强制推行全盘农业集体化。将全体农民推入痛苦的深渊。集体化成了地地道道的针对农民的种族灭绝，而且受害者是农村的最优秀部分：最富裕、最富首创精神、最能干和子女最多的农民。代之而起的是集体农庄庄员，这种人对自己的劳动毫无兴趣，像农奴一样从属于集体农庄。苏联农业从此一蹶不振，成为国民经济中的软肋，拖累了整个经济，给国家的发展埋下隐患。最后已经到了靠石油出口换粮食的地步。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国际市场石油价格狂跌不止，苏联遭遇严重的收支平衡和财政体系危机，进而发展为全面经济危机
伊万无法改变这样的现状，只能跟随着时代的潮流滚滚挪动，生产队每年都有饿死人，结果出生的婴儿也是大量死亡，伊万的生产队的人口开始了大量的负增长，到1940年的时候，从最初的两百人减少到了一百二十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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