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成了幽州城内外的压制和肃清之后，随着回流和重新安置的人口而重新恢复了几分人气和喧嚣；
我坐镇在城门楼内的中军大帐，也随之正式搬到了更加方便和宽敞的内城白瞿园中，这里的前身是隋炀帝征高句丽时所修的涿郡临朔宫，所以占地广阔而园林遍布。
当然了，我搬到这里来倒不是为了贪图享受和一时安逸，而是方便处理政事和发号施令还有一点象征性的入主意义；毕竟，相对内城其他地方的残破和荒废，这里有得是现成大片功能性的公用建筑规划和用来开会、议事，乃至举办庆功宴会、接受集体会见的大型厅堂、场所。
因此无需大兴土木就可以入驻办公，顺便安置下诸多后续管理和处置的附属部门来。
对于善后处理的方略，淮镇如今早以及有所成案；无非就是“编户齐民””丈地清亩“治河通漕”“修路开荒”之类，以优先恢复生产为主、自救自济的诸事而已，自有一套来自淮地培养出来的熟练官吏，进行接手和推广下去。
而一贯以来运营成熟的编管制度也是个好方法，值得在新占领的土地上继续推广下去；至少在将那些存在抵触和反抗情绪的残余土壤，给逐渐甄别、过滤出来之前，限制下大多数城邑居民的人身自由，而进行集体劳动改造而逐渐打上淮镇独有的烙印，总是屡试不爽的万灵丹。
毕竟，古往今来的大多数对外战争和扩张，所谋求的无非就是人口和土地为代表的，各种社会资源及其衍生的产物；而对于已经初步实现了初级工业化奠基和初级生产体系自我复制玉循环的淮镇而言，这一次也没有什么例外。
人口意味着更多可以投入工业化的低端劳动力和潜在的兵源基础，而土地即代表了粮食、畜牧、矿产之类的资源产出和生产原料的积累。
因此，这一战下来的收获自当还远不止这些，除了幽州州治蓟城城内的人口之外；分散在幽州治下良乡(治今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镇)、安次、涿县(治今河北省涿州市)、固安、雍奴(治今天津武清)、昌平、怀戎(治今河北涿鹿西南)、潞县(治今北京市通州区)等十县境内的人口，大概还可以简括出二十几万来（虽然大多数是老弱妇孺），而据说在幽州镇最盛之时，境内的军民百姓甚至可以达到百万之口。
然后，通过在幽州城所获的户册簿籍判断和预估，目前初入淮军掌控的平卢道山前九州，地方上至少还有上百万的残余人口，等着下一步各级政权建立起来之后的详细清点和编列出来；
而这还不包括那些广占良田沃野的大小将门和豪族名下，所隐匿和荫包起来的不在册人口；而这一部分也是他们时代沿袭下来的家将、部曲、私兵等私属武力的主要来源和基础，预期会达到日常在册人口的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另外，在幽州节度使和平卢都督府名下还有一部分比较特殊的人口，则是挂在了北朝时期沿袭下来的延边军屯和后方营田安置区当中的屯户，因为要承当各种兵役和军事相关的输转事务，以及饲养战马和牛畜、提供草料和制甲革料、角筋等杂供，因此这一部分人口属于只有徭役而没有赋税的特殊群体，最盛时达到数十处而编列户口近二、三十万。
光是在幽州境内，就有吕平、涿城、德闻、潞城、乐上、清化、洪源、良乡、开福、政和、停骖、柘河、良杜、咸宁共计十四处，以军府为前身进行日常管理。
但是因为历年攻战和不断征调的缘故，导致大量军户家庭失去作为经济支柱的青壮劳力，无法再承担起相应军役勤务而相继破产和逃亡、逃荒；再加上北朝权威衰退和地方藩重新逐渐镇化之后，当地将门和豪族私下里的侵并乃至强取豪夺，以权势和经济压迫手段，将相应的土地和人身关系变成自己的名下所有；实际上除了少数靠近延边地区之外，大多数的军屯所在已经荒废有年，而只剩下各州账面上这里几千户、那里几百户，却十不存一二的象征性空头存在了。
不过，他们留下的基础和规划还是很好的，因此只要来自淮地的屯垦团和移民稍加修整，就可以马上派上用场的现成所在。除了预期编列的人口之外，在平卢道最大的另项所获就是土地了，或者说是位于燕山——河北大平原上，号称沃野千里的大片良田及其配套的现成水利设施了；
光是记入历代税册图籍中山前九州四十一县的各地田亩，加起来就有将近三百万倾的规模。而且都是开发度较高的熟地和灌溉区为主，其中因为横流纵横分布而水利发达的缘故，其中至少四分之一都是肥沃富熟的上田；而产值较低的下等沙田和坡田、砾田，还有用来养马和放畜的厩地，只占了较小的比例，剩下的差不多都是比较平稳的中田之产了。
正是依靠山前地区这些相对水旱均饶的稳定富产之资，才供养和维持起历代平卢道的诸多藩镇，以及经略招讨安东行营麾下长期驻扎大军的日常所需，和重军事轻民生的畸形体制；而后世从草原崛起的契丹人，也是因为有了石晋塘割让的燕云十六州土地人口之后，才真正完成了从游牧为主向农耕化的封建王朝转型，而成为了压在自称冠绝前后的“铁血大宋”头上，一生一世的强敌和恶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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