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明经科在早期设立了二经，三经，五经，那么在后期还逐渐增加了三礼，三传和史科，这是为了鼓励学子们学习儒家经典而设。同后世想的并不一样，唐代即便是儒家经典作为考试科目，士子们学习的动力也只是为了当官，而并不是真的信儒学。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要当官，除了科举，还要参加吏部的科目选的考试，已经通过了科举的人，在历任散官，担任职事官之前，还需要参加吏部的考试，这些科目就包括三礼，三传和三史和开元礼。
明经科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举荐制度。虽然它是科举，但是参加明经科考试的一个条件，就是地方上有人举荐你。举荐的条件就是“通一经”。这也变相的限定了此项考试的范围，你如果不再地方上有点势力，能够进入大儒的私学入学，那也没人举荐你。
类似的还有童子科，十岁以下儿童，能通一经以及《孝经》《论语》，每卷诵文十通与官，七通与出身。要放在现在中国小学的做法，全部人的小孩都能过童子科而当官。
此外，晚唐还出现过“道举”，唐朝发展最快的不是儒学，而是道学。在高宗晚期和唐玄宗时期，都推行过“道举”，考试科目是《道德经》《孝经》《论语》。后来唐玄宗亲自给《老子》作注，也作为了士子考试的教科书。可见在唐代，皇帝想对考试做点什么手脚，儒生是不敢放什么屁的。
进士科考试的科目，不考经义，主要是策问，对文学上的辞赋文章有一定的要求。因此适合自学成才的寒门士子。后来加试的贴经，就是小学生都会的死记硬背，他们不需要有大儒的教导，就可以模仿着考中。
明法，明书，明算是考试专门学问，选拔对法令，文字训诂，数学计算专门人才的科目。其中除了明法科有可能做到高官，明书（相当于人肉字典）和明算（相当于计算器）都不会得到高升，士子们一般不愿意参加这方面的考试。
除了每年按时举行的常举，皇帝可以直接下诏进行制举，据记载，高宗时，永微3年到乾封2年（652－667）十六年间有九年举行了制科，共二十科。后来上元元年到永隆二年九年间举行了6次，共十三科。这三十三科中，文学之科四次，奖拔幽素之科五次，英才之科三次，忠鲠之科四次。其中苗神客，王勃就是麟德三年的幽素科录取的著名人才。
但总的来说，高宗时期教育做的是很失败的，贞观时期，李世民曾下诏新修学舍一千二百间，国子学和太学的学生数目达到过八千人。但是高宗晚期都荒废了。不仅如此，考试录取人数过多，导致想当官实际上更重要的是吏部的科目考试。科举的重要性下降，质量也随之下降了。明经科考试不再考经义而是靠背诵，进士科也不再重视策略而是偏重文学，科举制度从此就走上了一条不归的弯路，离唯才是举越来越远，注定了一场延续上千年的大型悲剧。
还好，李治有充足的时间改变这个状况。第一步计划，就是把州县郡学，作为小学来处理，并且制定相应的毕业考试，内容就是识字算数，背诵文章即可，授予毕业证书。第二步，则在国子学和太学设立专门科目的课程，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一个都不能少。最后，每个科目设立入学考试和选官考试两重。报名者需要有初等教育证书，毕业者需要竞争选官考试的职位，确保当官的选择权牢牢的掌握在教育机构而不是吏部负责排名额的机构手中。
如果要把这六个科目以现代科学的范围做一个划分，那么秀才对应的是政治学/神学，明经对应的哲学，进士对应着文学，明法对应着法学，明书对应着教育学，明算对应着数学。这样构成的高等教育的人才，才能适合这样一个庞大国家的复杂需求。
过了几日，李治通过中书省下诏，天下州学县学郡学的学子，可以参加礼部组织的初等考试。通过考试的人，才有资格进入贡举人选就读国子监，以及参加科举的名额。平民庶子都可以参加州学县学郡学，不收取学费。吏部按照学校规模，把在家待业没做官的人打发过去作为州学祭酒，博士之类的职位，授从九品下等，也就是最低级的入流官员。虽然这个寒酸了一点，要知道明经和进士毕业了也就是到县衙做个主簿县尉的水平，给他们一个祭酒或者博士，已经是相当给面子了！这个诏令对士子的影响很大，但对官场却没什么震动。众人无非是认为太子接过了李世民的班，十分热衷于人才选拔，而玩出的新花样罢了。
可是等到实际执行的时候，众人才发现了一个巨大的不同。那就是初等考试，是有试卷的。
一直以来，考试都是出一个题目，你自己读了题目，拿起笔刷刷在白纸上奋笔疾书，大书特书。无论是背书，还是写文章，那都是你自由发挥。
但是太子的要求，让礼部犯了难。
李治说：“你们可知道，这个试卷要有主观题，也要有客观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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