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议长，事情其实很清楚明了不是吗？在前朝时，虽然正式的官吏一县只有十余人，但事实上，各种编外吏以及帮闲等，数量是相当庞大的。明朝确实不负责这些人的俸禄，但你以为这些人靠什么养家糊口，甚至于发家致富？”
“这些人都是在朝廷的默许下，靠从地方百姓手里加征各种火耗羡余，以及各种各样的丁银，规费，加征等等为收入。因为朝廷不发俸禄，所以默认这些人巧立名目收取各种费用，甚至是各种敲诈勒索，比如守牢狱的，便靠从犯人身上敲诈钱财，有的衙役则专门从诉讼里吃钱，吃完原告吃被告。”
“总之，朝廷确实负担的官吏俸禄支出不多，但实际上呢，晚明之时，全国至少有不下四五十万的吏员，这些人不拿朝廷俸禄，但却依然是由百姓供养着的。甚至因为没有朝廷的管束，他们任意渔肉百姓，导致百姓负担加重。尤其是朝廷不直接招募管理这些更员，导致地方吏员鱼龙混杂，良莠不齐。”
“而在我们大汉朝，朝廷直接把吏员设为公务员，由朝廷统一考试选拔任用，并发放薪水。地方上的吏员统一由朝廷管理审核，保证了吏员们的品性和能力。吏员直接由朝廷发放薪水，加之严格的地方监督，就不会有吏员勒索渔肉百姓行为，也不会胡乱扰乱市场，破坏商业发展。贪污腐败也少了，偷税漏税也少了。”
“相比起朝廷良好的地方环境，以及税收的保证，朝廷多支付的这些官吏的薪俸其实算不了什么。这就和做生意一样，不投入本钱，怎么能做大做强？没有一支优秀精良的官吏队伍，如何能管理好地方，发展好地方？”
“还是说，倪议长认为朝廷也应当全国只有两万余官员，然后一个县十万百姓，却只有四五个官员，和几个吏员就足够了？”
倪元路被问的有些无法回答。
胥吏自古名声就不好，说胥吏奸滑如油，把持地方，腐败贪污，鱼肉地方，做奸使坏，其实很大原因就是朝廷对于吏根本就是放任不管的态度。从招募选拔到任用管理，甚至是发放俸禄这些，都是一笔糊涂帐。
朝廷只想着不花钱，却不想这样做的后果。
甚至在早期，许多胥吏等还是一种役，百姓轮流服役。明代到了中明以后，一条鞭法后，才免了这役，改为百姓出银子，官府出银雇人服役。但工食银极少，多数一年只有六两银，还得克扣，这点银子能干什么？
而偏偏许多衙役胥吏等，手上又会有点小权，那么结果自然就是这些人会把手里的权利寻租变现。
而实际上，成本大多了。
只不过是表面上看来，朝廷财政没出钱而已。但事实上，负担全都转嫁到了百姓的头上，还导致了地方吏治的混乱，官民关系紧张等。
明代的税率来说，表面上看是极低的。但事实上，税制有问题，有钱人往往依借各种特权不纳税，穷人却一点不能少，而且还得承担各种的地方官吏的贪污加派，一遇灾荒官方不但不会救灾，反而征税更紧，甚至还要加征。
而且往往税收还是连带性质的，邻居逃荒，他的税就得同图的人分担。朝廷收了税，却什么事也不管，只管供养皇室宫廷以及百官，养个兵还动不动就得加征饷钱。
在这样的情况下，实际上明代的百姓负担却是极重的，甚至可以说的上是历代之中都算的上是很重的。
相比之下，宋代之时，虽然各种税很多，朝廷也有冗官冗兵冗费等问题，但实际上百姓的负担，尤其是普通百姓的负担，绝对要比明代百姓要轻。
好比明朝一年的正税只能征到很少，但实际上他们的正税也仅是用来供养皇室宫廷和百官而已，他们既不会搞公共服务，发展教育医疗，也不会搞水利设施，连救灾求荒都很少。甚至军队都不养的，自己解决。
而到了后期营兵制时，每年的军费基本上还要额外加征的。
朝廷收的税，更是没地方的份。地方上的行政开支，吏员的俸禄等，这些钱从哪来？正税之外，再从百姓那里征收附加税。
因此说明代的税轻，只是表面轻而已，实际上各种附加税，各种加派等等，早已经超过正税许多了。
而大汉的这两亿元官吏俸禄开支项目里，不仅包括了二十万文官，十五万武官，以及八十五万吏员，甚至还包括了三十万教师，以及数量不菲的公立医院卫生所等的医护人员，以及那些国营企业里的事业编制的人员，这些通通都是吃财政供应饭的，一年两亿银元，是包括了这些人。至于还有数十万士官和士兵的薪水，是列在军费开支那个大项里的。
行政开支大项目里，还有各衙门的行政开支项目，比如衙门的建造维修，伙食费、招待费，出差车马费等，办公用品开支等等。
这份开支预算表，有着详细的项目分类，各个大项下又有着许多小项目，每个项目预算开支多少，都列的很详细。
国防军费开支，行政开支，教育开支，卫生医疗开支，公共服务建设开支，交通运输开支等等，预算表做的很好。
不过倪元路不肯认输，真要鸡蛋里挑骨头，总能挑出问题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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