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经述一行人匆匆赶到开封府，天色已近黄昏，他们又累又饿。到了府衙仪门，袁世凯报了身份，门房称巡抚大人正在后院和家人吃饭，他马上进去通报。
“不必了，我们这就去见你们家老爷！”李经述抬头看天，天空还残余几丝残云，心想李鹤年这点就吃晚饭，还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加之刚在路上得知开封境内六县均未开仓放粮赈灾，李经述对李鹤年“清廉”的印象大打折扣，心生一股怒气，让门房不必通报，直接让袁世凯带人在前面开路，他准备去好好羞辱一番这不知体恤民情的河南巡抚。
李经述到了府衙后院，只见院子中间摆放了一张大的方桌，胡须花白的李鹤年身穿打了补丁的旧官服，正和十二个家人围坐方桌吃饭。见李经述怒气冲冲带官兵闯进来，放下筷子，站起身来问道：“你们是何人？”
李经述亮出腰牌和李鸿章的亲笔信，表明身份，李鹤年行礼道：“下官不知提督大人驾到，未曾远迎，失礼失礼。”
李鹤年的官阶，当时是河南巡抚加右都御使衔，和李经述的提督官职同级，但李鸿章是钦差大臣，李经述又是钦差特使，所以李鹤年自称下官。李经述听了，也没跟他客气，走到桌子旁，出语讽刺:“本官一路上看见大人的治下，饿死的饥民成千上万，李大人倒是在这敞亮的府衙后院开小灶，吃得欢呢。这么早吃晚饭，也不怕把自个噎着…”
李经述的话没说完，自己就先噎着了，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他走上前去，本想看看李鹤年和家人到底吃什么山珍海味，结果，他发现偌大的桌上，就一大盆飘着泛黄玉米渣的稀饭，上面浮几片黑绿的苦菜叶，那稀饭清透见底，李经述在稀饭里都能看见自己的身影。
李经述再一看李鹤年的家人，他的两个儿子瘦得只剩皮包骨，三个孙子也一个个面黄肌瘦，李经述的内心大受触动，这堂堂一省巡抚，家人竟都如此，可见河南灾情有多严重。他这才知道，李鸿章对他说李鹤年是一名清官，这是千真万确的事，自己误会了。
李鹤年听了李经述的话，知他误会了，便解释道：“下官不才，如今河南逢此千古奇灾，是铁石心肠亦当泪下。老夫刚下乡察看灾情，并非在吃晚饭，而是我和家人的中饭，我们现在一天就吃一顿，剩余的口粮，都拿出去接济饥民了。李公子见笑了。你们还没吃饭吧？要不一起来吃点。”
李经述听到此，知道李鹤年是个大清官，为自己刚才的莽撞大为羞愧，赶忙认错致歉。但他依然不解地问:“河南上报的‘常平仓’，据说有九十五万余石谷。灾情如此严重，李大人为何还不开常平仓赈灾？”
李鹤年摇摇头，叹息道：“贪官污吏害死人呀。下官这三个月来，一直在核实全省的常平仓储量，发现各地虚报严重，实际粮食不足上报的十分之一。下官一得知了这个消息，马上就上奏了朝廷，将这些虚报的官员免职入狱，但这于事无补，河南现在十户之中，受灾的有六户，加上很多农民种植了罂粟，手里没有余粮，下官想等到冬天再开仓。不然，天寒地冻，老百姓会大批饿死。”
李经述一听，粮食产量放“卫星”，从古到今，都是无良官僚的制度性腐败，即便李鹤年是包青天再世，也改变不了河南现在的灾难。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是，农田种植了罂粟！因为晚清时同种植粮食等农作物相比，种植罂粟、生产鸦片的比较效益高得多，受利益驱动，贫穷无靠的农民纷纷改种大烟。一时之间，全国各地，无论是大江南北，黄河上下，还是长城内外，漠北滇南，罂粟花到处开放，摇曳生姿，加重了各地的灾情，这才饿死了很多人！
李经述这时才了解到，历史上林则徐禁烟是一大功绩，但他死后，烟土并没有从中国禁绝，上海的《申报》还登载了《抑弛自种鸦片烟土禁论》的文章，提出了全面弛禁，广泛种植、生产鸦片，课取重税，以增加国库收入、限制吸食的主张。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同治十三年也奏请弛禁，以抵制洋烟的涌入，“既不能禁英商之不贩洋烟，即不能禁华民之不食洋烟”，而禁止内地各省种烟，势必使洋烟四处贩卖，掠取厚利。因此，应“暂弛各省罂粟之禁，而加重洋药之税厘，使外洋烟土既无厚利，自不进口”，这样“不但夺洋商利权，并可增加税项”。当时李鸿章官高权重，提出的主张又冠冕堂皇，似乎切实可行，因此影响很大，以至于弛禁的主张左右当时政局，种植鸦片终于被清廷允许了。刚开始中国内地不少省份私自小规模地种植，后来，在弛禁的呼声和官员的默许、鼓励下，罂粟的种植迅速发展，全国各行省在都种植罂粟，清廷对土烟收税，但较洋烟税率为低，从而鼓励了土烟生产，到光绪十一年，清廷规定洋烟每百斤收税银86两，而对土药征收60两。云南、贵州等地罂粟的种植面积几乎占了农田面积的一半，陕甘晋等西北地区干旱少雨，这里的气候条件也适宜罂粟的生产，还有山西省鸦片种植、产量都很大。河南、山东的鸦片产量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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