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在《文明冲突和世界秩序重建》一书中系统地提出“文明冲突论”：认为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文化方面的差异，将主宰全球的冲突。
在亨廷顿看来，主要文明之间的相互作用将决定未来的世界，主要是西方文明和儒家文明根深蒂固的矛盾。无视或故意忽视文明的冲突不仅仅是无知的，而且是对社会的毫无责任感，若出于政治正确的需要而故意粉饰太平，这种做法更是于事无补。
到了山东这孔孟之乡，李经述对中西文明冲突深有体会。那天晚上，李经述在山东巡抚衙门里设宴，给刚到济南的李提摩太接风洗尘。
谭嗣同、段祺瑞等人都在座。当时明月当空，一张方形的梨木长桌摆在院子当中。桌面上摆满了黄河鲤鱼、九转大肠、辣子鸡丁、螺丝糕、麒麟马哈鱼、坛子肉、油爆双脆、油炸螺丝糕等极具地方特色的鲁菜，李经述还特意为李提摩太准备了一瓶英国红酒和西式糕点。
李提摩太的身后，站了一位年轻后生，穿着青灰长袍，鼻梁高挺，天庭饱满，嘴唇厚实，很有精神，一开口也是粤腔。
李提摩太介绍说，这是他的私人秘书兼翻译梁启超，字卓如。此时梁启超还很年轻，为李提摩太工作。
李经述知道梁启超虽然是康有为的学生，但不是一般的师生关系，而其梁启超的才华远远超过了康有为，于是下令给梁启超加了一个凳子，请他入桌一起参加宴席。
“多谢大人赐坐。”梁启超诚惶诚恐，以他现在的身份，是很少有机会和李经述等人同桌吃饭的。
一行人聊起维新变法，梁启超把自己一本有关维新的读书笔记呈给李经述看，李经述翻了一下，里面除了内容不错，文笔也是一种新文体。介乎于古文与白话文之间，雅俗共赏，大为赞赏梁启超道：“夫少年强则国强，将来你必为国之大才。不知你是否愿意到巡抚衙门来工作？山东新政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梁启超也是极其好学之人，说：“巡抚大人谬赞。只要李牧师同意，本人十分愿意到山东来学习。”
李经述赶紧找李提摩太要人，免得梁启超将来又去找康有为，被康有为所误，李提摩太同意放人。李经述心情大好。几人推杯交盏。
酒过三巡，李经述向李提摩太等人请教山东新政的改革，李提摩太第一个发言道：“泰西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而在于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巡抚大人可授予某一国洋人绝对的权力，由该国的代表修建中国铁路，兴办矿山、工厂等，这样不出三年，山东可大变。”
谭嗣同不同意，道：“夫国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有主权，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夫如是主权者，谓之完全成立之国。若一国之铁路、矿山、工厂皆操于外人之手，如此这般，那中国之主权岂不是沦落到洋人手中，莫说朝廷不会答应，济南的乡绅不同意，巡抚大人也不会同意。”
李经述一看，这两人说话都有点冲，赶紧打圆场道：“中国几千年来，重农抑商，从一个农业社会发展到工业社会，的确经验不足，洋人操办铁路、工厂的经验，我们需要学习。但中国是大国，这样的国情，改革必然只能是渐进稳步推行，过于仓促，都请洋人来办，会撕裂中国社会的共识，乡绅们肯定会反对，反而延缓改革步伐。”
李提摩太几杯红酒下肚后，又谈到文明的优劣，说西方文明的种种优点，比如报馆、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很是先进，他批评中国文明落后，禁锢人民的思想，把多数国民变成了愚民。
谭嗣同气愤不过，拍桌而起，道：“我谭某人虽仰慕西学，但我中华文明五千年，源源不绝，中国本身的文明史，就充满了儒、道、佛等不同文化的交融和生长，是一个波澜壮阔、生生不息的同化过程，礼义廉耻，忠君爱国，这些观念绝非落后。”
谭嗣同和李提摩太因为中西文明的一些理念冲突，吵了起来，李经述又只得出来圆场，他自己一向对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都有客观的认识，不崇洋媚外，他咳嗽了一声，对谭嗣同和李提摩太道：“本巡抚是武将出身，本不太懂你们争吵的文明，但我看来，西方文明，注重个人，国家，公共观念，所以有报馆，中国文化，只有家族，家国一体，所以缺乏公共观念。文明这东西，很多时候跟生活方式密切相关，泰西和中国各有优劣，譬如泰西拿刀叉吃饭，中国人习惯于拿筷子吃饭，总不能说西方的刀叉，就比中国的筷子文明，对吧？说不好听的，西方用马桶，中国人用茅坑，也不见得干净的马桶就比臭烘烘的茅坑文明，农人还要用大粪作田地底料呢，文明跟一国之民的生活方式有关，所以有不同形态。”
李经述这马桶和茅坑的对比一出，话糙理不糙，梁启超一口饭吃到嘴边，喷了出来，笑道：“巡抚大人这见识，还真是让人忍俊不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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