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经述心想，张之洞这老狐狸不惜放火都不去京城，这次康有为变法维新，估计会比历史上的百日维新更加短命。于是，他命朱红灯带人在山东大学堂正在建的饭堂放了一把大火。虽然这次大火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李经述认定这把火是拳匪所放，让谭嗣同一定先查个水落石出，是不是拳匪死灰复燃？谭嗣同也觉得此事蹊跷，做事要有始有终。李经述还派人去湖南接谭嗣同的家人，让他们一起进京。因为此事涉及到山东大学堂，李经述便让梁启超先协助调查了，查明了事情再去帮康有为。谭嗣同和梁启超便没有立即去京城，暂时留在了济南。
果然不出李经述所料，康有为对夺取朝廷权力的关心，远远超出了他对变法本身的关心。获光绪赏识后，康有为改口大声疾呼“中国惟以君权治天下”，而“定宪法，开议院”这个曾长期被当作维新主要举措，就被他彻底抛到了脑后，整个百日维新，康有为始终在不遗余力地强调君权必须乾纲独断，既不要宪法，也不要议会。在进呈给光绪皇帝的《日本变政考》里，康有为还明确反对在中国开设议院，理由是：“惟中国风气未开”，所以“惟有乾纲独断，以君权雷厉风行，自无不变者，但当妙选通才以备顾问。其用人议政，仍操之自上，日本亦二十余年始开国会，吾今开国会，尚非其时”。
康有为这种半桶水的论点，让起初支持他办法的维新人士大失所望，李经述等维新人士对他群起攻击。康有为便在《国闻报》上刊文《答人论议院书》解释，阐述自己中国不该立宪和设议院的理由：“夫君犹父也，民犹子也；中国之民，皆如童幼婴孩。闻一家之中，婴孩十数，不由父母专主之，而使童幼婴孩主之、议之，能成家自养否乎？必不能也。君犹师长也，民犹徒属弟子也；中国之民，皆如蒙学。试问蒙馆之中，童蒙数千，不听师长主之、教之，而听童蒙共主之、自学之，能成学否乎?必不能也。敬告足下一言，中国惟以君权治天下而已，若雷厉风行，三月而规模成，三年而成效著。泰西三百年而强，若皇上翻然而全变，吾中国地大人众，三年可成。况圣上，天锡勇智，千载罕逢。有君如此，我等但夙夜谋画，思竭涓埃，以赞圣明足矣。”
这文章的意思是说，中国民众都是些“童幼婴孩”，没了皇帝的专制，搞什么议会宪政，那是要出大乱子的；何况光绪皇帝英明神武，千载难逢，有如此好皇帝，宪法议院什么的纯属多余。在康有为的领导下，维新期间，康门弟子集体在报刊上撰文，制造中国不能搞议院的舆论，如麦孟华《论中国宜尊君权，抑民权》；陈继俨《中国不可开议院说》等。
李经述原本还心存一丝幻想，觉得这场自上而下的改革会有点效果，这时更加认清了康有为无耻无知的真面目，于是宣布跟权欲熏心的康有为划清界限。康有为的堂弟康广仁为此还专门去找李经述，想说服他支持康有为：“伯兄（康有为）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此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渠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弟私窃深忧之！望兄长能施以援手，此乃万民之幸甚！”
李经述请康广仁转告康有为：“先秦时韩非子早有预言，‘左右为社鼠，用事者为猛狗，则术不行矣’，少一些权力私心，多一分办洋务的实际行动，兴工商和教育，则自然支持康有为维新变法的人会多起来。”但是，康有为觉得只有掌握了更大的权力，他才能实现自己的大同理想，他自始至终只为他自己量身打造“改革”。在《上清帝第六书》中，康提出一个变法核心：“立制度局、新政局”。
康有为跟光绪皇帝和荣禄等大臣解释说：制度局效仿的是日本维新之法，只负责议政，而不涉足具体的行政，是皇帝身边的智囊团兼立法定制机构，而非具体施政运作机构。但制度局“只负责议政”这个定位是骗人的，因为康有为同时又说：中央制度局由皇帝主持，地方则设法律局、税计局、学校局、农商局、工务局、矿政局、铁路局、邮政局、造币局、游历局、社会局、武备局等“十二专局”，“新政推行，内外皆立专局以任其事”，“十二局立而新制举。
荣禄又不傻，康有为说凡制度局所议定之新政，皆交十二局施行”，换句话说，中央制度局虽然只负责议政而不负责行政，但新政的执行仍然会由中央制度局下辖的“十二专局”来负责。于是问题就来了：制度局垄断了新政的决策权；地方“十二专局”农工商学兵无所不包，垄断了新政的执行权，那么，现存的军机处、总理衙门、六部、地方督抚衙门，该干什么去？康有为这明显是想通过制度局架空中央和高官现存行政体系，更次级的地方政府也被他排斥在新政设计之外，因为按照康有为的改革方案，“每道设一新政局督办……凡学校、农工、商业、山林、渔产、道路、巡捕、卫生、济贫、崇教、正俗之政皆督焉。每县设一民政局，由督办派员会同地方绅士公议新政……三月而责其规模，一年而责其治效。学校几所、修路几里、制造几厂，皆有计表上达制度局。”这样一来，等于从中央到地方，新造了一套完整的官僚系统。这样子搞改革，就等于搞了政变，将旧官僚体系完全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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