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了热福礼的话，林义哲马上明白了过来。
热福礼说的，是黑旗军！
在中国近代史中出现的民间武装中，刘永福和他的黑旗军长期以来在国人印象中“得分”最高。“击毙法军主将安邺和李维业”的辉煌战绩使得长期以来对他们的赞颂不绝于耳，已经到了神化的地步。在后世的诸多影视文学作品中，黑旗军的出镜率极高。
但林义哲却知道，刘永福和他的黑旗军，真实的面目和产生的历史作用，并非是“主流史观”宣传的那样正面。
刘永福是广西博白县上思村人，因兄弟中行二，故又被周围人称之为“刘二”。刘永福自幼家境贫寒，幼年家乡受灾，随父母逃灾到了钦州投靠了叔叔，1854年刘永福17岁时，父母和叔叔尽数亡于饥荒，1857年，实在饿得活不下去的刘永福决定为了吃饭问题和一帮穷乡亲“揭竿而起”，参加了当地的天地会起义，投在了广西天地会首领吴凌云的部属郑三门下；当郑三喂不饱他的时候，于1860年又改投吴三，不过吴三的粮草很快就出了问题，刘永福毫不犹豫的改换门庭、投了另一支农民军王士林部；不过很快王士林的补给也出现了困难，显然也喂不饱刘永福；刘永福遂于1865年改投与王士林为敌的豪强黄思宏，对王士林反戈一击，并且成了一名领着二百来人的营官，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队伍；1866年，当黄思宏的粮草没办法维继的时候，已经29岁的刘永福带着黄思宏队伍里的二百来人改投“给钱三十千，米则任要，以食够为限”的吴亚忠，为纳“投名状”，迅即掉转枪口帮助吴亚忠灭掉了黄思宏；在消灭黄思宏的战斗中，刘永福的好勇斗狠深受吴亚忠的赏识，被授予“左翼前敌先锋”，在这个时候刘永福所部有了自己的军旗——“黑底北斗七星旗”以及“黑旗军”这个名号。
可是好景不长、当1867年清军围剿吴亚忠部时吴亚忠受伤，刘永福见势不妙带上自己的队伍那二百来号人撒腿就跑，而当时吴亚忠对刘永福已是相当的信任和赏识，甚至已经决定将自己的妹妹嫁给刘永福，可是刘永福并不情愿：如果娶了吴亚忠的妹妹，那就等于成了吴亚忠的“直系亲属”，将来被清军追究起来肯定要受连累，不娶的话又得罪了吴亚忠，而在他两难之间时正巧清军的围剿“帮”刘永福解决了这个难题——一走了之，一了百了。刘永福这一跑，便跑进了越南境内。
逃入越南境内后，因越南政府无力剿灭包括黑旗军在内的流亡反叛武装，对这些来自中国的叛匪残余只能采取分化瓦解之法，招安一批、攻打一批的办法——对于盘踞在越南北部的大大小小多如牛毛的流寇和义军，越南政府自认为没有清剿干净的能力，必须依靠天朝上国大清的“天兵”助剿，而天朝上国暂时无暇顾及的时候就只能采取分化离间的办法，招抚一批、打击一批，用农民军打农民军的办法将这些流窜武装的威胁程度控制在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刘永福选择了接受招安、为越南政府效力，为了纳这个投名状，于1869年率领黑旗军配合越南政府军和曾经的吴亚忠部农民军战友黄崇英部“黄旗军”攻战，在初步获得胜利后，越南政府就决心驱逐刘永福部，并且邀广西提督冯子材会剿。闻此讯后极度恐慌的刘永福马上向越南政府哭求输诚，表示愿意一心一意的帮助越南政府彻底干掉曾经在吴亚忠部的战友黄崇英，只求千万不要驱逐他。终于借此得以在靠近中国边界的保胜地区站稳脚跟，在繁忙的红河水道上设了收税关卡，除了越南政府按年发放的“基本工资”外每年可以收取八万两白银的买路钱，黑旗军上下欢喜不已，因为如今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终于不用再过之前那居无定所、食不果腹的生活了。
后世的许多人一直在指责清朝政府对待黑旗军的态度是“炮灰般的利用”。不过，这并不是没有原因的。看了刘永福那“墙头草”一般的个人履历，是个人都会对他的“忠诚度”打上一个问号：都说“三姓家奴”绝对是可恶的，古有三国时的吕布，南北朝时期的侯景，大清开国之初亦有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父子、李成栋等，不过论起换主子的频率，恐怕这些人在刘永福面前还不过是“小巫见大巫”。刘永福何止是“三姓”，数得上号的农民军就投了五家，还没算上越南政府和大清国。就算是生活所迫，但是仅仅为了个人的身家性命而随便玩“走马灯”的话，这种行为别说是放在礼教第一、道德至上的大清国了，在越南都未必受待见。在忠诚度被奉若神明的这个年代，墙头草是最受鄙视的，无论官与贼都是如此，而刘永福在大清国的官吏甚至百姓的眼中，缺乏的恰恰就是忠诚。
在陆续收容来自大清国的流民、盗匪、通缉犯、逃兵以及被清朝正规军打散的天地会、太平军残部后，刘永福将这些散兵游勇组织起来，结合当地农民（这是地地道道的“发动群众”），编练了一支组织严密、农战结合、训练（依照匪寇的标准）尚好的军队，并且沿用了他在吴亚忠部时制定的黑色七星战旗，时人称之为“黑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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