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田、平推，再种田，再平推……如此反复以至无穷，一直到帝国的极壁——这就是种田派与合理党对待穿越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历史YY主义的定律。我们说“种田派合理党是很凶残的”，就是说他们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种田派合理党决不肯停止扩张，他们也决不能成佛，直至帝国的极壁。
对着屋内的几块大沙盘，郭炜身体内种田派合理党的血液正在燃烧，一个穿越者掌控历史进程的豪情，那是绝不亚于秦皇汉武的雄心壮志的，更何况这个穿越者还带着他来自的那个时代的一些使命感。
所谓“帝国的极壁”，基本上是由每一个时代的通讯技术和交通水平所决定的，是这个时代里面一个基本稳定的帝国所能统御的最大疆域，而帝国内部的政治牵绊和比较强大的外敌则会在不同程度上压缩这个疆域。
在郭炜想来，汉武帝和唐高宗能够达到的疆域，应该算是东亚地区农业社会的极致了，如果自己要做到无愧于穿越者的业绩，尤其是一个有能力种田的穿越者，汉武帝和唐高宗时期的疆域水平应该是一个基本指标。
再考虑到自己还很年轻，如果中间不出现意外的话，在自己的执政期限内，这个国家的通讯技术和交通条件绝对应该好于历史同期水平——通讯技术不敢讲弄出来电报之类的高端玩意，基层管理和脱产人员足够的话，明朝那种八百里加急的驿传系统应该是不难的；在交通方面，陆路搞出轨道交通，海路搞出明朝水平的船队，更应该是没有难度的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再加上有近代化的火器帮助，一支新兴的农业社会军队就能够有效地挫败北方草原上的宿敌，未来的统一中国的疆域水平超过汉武帝和唐高宗时期是完全应该的。
显然，现在还差得远……差得很远。
不过郭炜知道这种差距主要是由于各自继承的遗产不同，而这一点是完全可以弥补的。
自从秦汉以来，华夏的核心区域在总体上就是趋向于统一的，即便是在一个统一王朝崩溃之后的割据时期，各个地区之间依然存在非常紧密的经济联系，地方精英之间也有强大的心理趋同，这就使得各个割据势力之中一旦出现强者，这个强者能够表现出统一全国的趋势，各方势力就会慢慢附从这种趋势，只要这个强者自身不出现问题，华夏核心区域的统一就如同百川归海一样。
现在，唐末以来军阀割据中原丧乱的时间已经太长了，对于受够了军阀和胡虏荼毒的百姓们来说，肯定是民心思定的，大周只要表现出收服四海与民生息的能力，表现出拒契丹于境外保护百姓不受掳掠的能力，其他割据势力下的百姓不说箪食壶浆，坚决抗拒总是不会的。
这一点，无论是在郭荣围晋阳的时候，还是在攻伐南唐的时候，河东与淮南的百姓们都是有表现的，北汉民众曾经对周军箪食壶浆，淮南百姓也一样。后来北汉民众避居山谷和淮南百姓组织起白甲军来对抗周军，纯粹是因为周军当时整军不够军纪败坏剽掠百姓所致，等到郭荣严厉约束部队，围攻泗州之战以后不就好了。
再怎么说，一个统一国家分裂成各个割据势力以后，军阀们为了维持割据都要额外增加军力，还要增加一套中央机构，这样既增加了许多脱产人员，又增加了军费和俸禄，一边减少劳动人口一边增加赋税负担，即便没有战争离乱，百姓在其中所受的苦楚又岂是统一国家的民众可以想象的。
对于这个情况，有识之士其实都是很清楚的，所以当年李谷和韩熙载在淮水边上分别的时候，就各自立志要统一中国——不管他们因为自身的因素是打算效力中原朝廷还是去投奔江南割据势力，统一都是他们的共同目标。
行走各地的商人对割据之痛更是深有感触，如果不是割据势力各自为政，他们哪里需要沿途缴纳那么多关税，又哪里需要带上那么多花样百出的钱币，搞得在这里赚到的铜钱不能出境，在那里赚来的铁钱却用不出去。郭荣之所以对统一那么热切，恐怕和他当年的行商生涯不无关系。
就算是被读书人看作无知无识的农民，又哪里体会不到割据带来的苦痛？或许他们多数人只有朦朦胧胧的感觉却说不出来，但是他们只要有所觉悟，却是在各个阶层中将统一的愿望表达得最为明确的——前几年南汉那边的张遇贤起事，虽然军事水平和政治水平都很低，但是他们打出来的“中天八国王”的旗号，不正是表达了消除割据的强烈愿望吗？
即使是在割据当中获利最大的军阀们，经过了这数十年的争竞丧乱，野心勃勃者也基本互相杀戮干净了，或者是被血淋淋的现实给吓怕了，真实历史上的“杯酒释兵权”，可不是一杯酒一把刀就能够实现的。
有着这样的政治经济基础和民意基础，真实历史上赵大赵二都能够做到的事情，没理由更为了解历史进程并且整军经武条件更为优越的郭炜就做不到了。统一华夏核心区域，达到汉武帝和唐高宗的起步水平，在收回幽蓟以后，郭炜自问十年内是有可能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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