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里，浙江明军占领区各县的官吏、将士们纷纷进入到了休假的状态，便是一时间还需要轮值的，也可以在衙门和军营、哨所里享受到秀国公府和浙江巡抚衙门下发的加班赏赐。
不过相比他们，陈文却只是与周岳颖过了一个除夕，初二的时候去了趟周家，仅此而已。与他相似的还有孙钰，以及一些相关的官员，他们在这正月的假期里却将另一项制度进行必要的细化和调整，以便于更好的执行。
正月十六，经过了一个月的封闭培训，秀国公府和浙江巡抚衙门联名下达政令，根据黄册重新丈量金衢严处台温六府的田亩数量，顺便将田骨和田皮记录在案，由秀国公府和浙江巡抚衙门组织工作队配合各地府县衙门执行。并且言明，以后所有田骨、田皮的交易也必须在县衙登记。同时所有税赋徭役的承担也必须订立相关契约，官府将根据契约划分征收对象。
所谓田骨和田皮，乃是明朝中后期开始出现的对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划分，其中田骨是指土地的所有权，而田皮则是使用权。
骨皮之分最早出现于福建和江西，很快便在广东、浙江、南直隶、湖广、四川和陕西蔓延开来，包括北直隶、河南、山东、山西等省也有不同程度的出现，只是叫法上略有不同。其中浙江的田皮称之为田脚，购买田皮的也叫做顶脚。
田骨、田皮多为民间契约，没有官府的红契，官府也没有此类制度，而且随着骨皮分离的出现，税赋徭役方面也逐渐复杂化。孙钰的政令以官府的名义承认田骨、田皮的存在，并以契约的形式征收税赋和徭役，这一点其实也防止了日久年深以及变乱动荡导致地主不知田地方位而被佃户侵吞。
这一条政令其本身就是以官府的威信和权力来保护所有权和使用权双方持有者的利益，但是重新测量田亩对于那些偷税漏税惯了的士绅大户而言却显然是彻底理清税赋、杜绝偷税漏税、强占民田等违法行为的前奏。是故，政令一经下达便遭到了大量士绅的反对。
士人能够影响朝廷的施政和地方的行政，乃是因为他们控制着大量的土地资源和人力资源，经营手工业和种植经济作物以及参与海贸使得他们的财富积累速度得到了急剧的提升。而这些银钱，往往会被他们埋到地窖里，或是用来贿赂高官以进一步影响施政、收买豪猾之徒威吓民间。而圣人门徒的外衣更会使他们把持地方的话语权，形成从上到下的政治垄断。
只不过，在这六个府，浙江明军的力量雄厚，陈文前后以曹从龙之乱附逆和打击参加满清科举士绅为由已经两次打击过本地的士绅阶级，而浙江巡抚衙门更是始终与陈文穿一条裤子，浙江明军收复台温在清理旧卫所的过程中也使文官获得了更大的权利。再加上行政和司法的有效分离以及《浙江邸报》的发行，使得那些反对者既不敢挑头策动百姓武力抗命，也很难利用府县衙门来抵制政令的执行。
而更让这些士绅感到恶心的是，陈文这一次丈量田亩，分出去的工作队虽然需要当地府县衙门的官吏配合，但是每一队都有大量的预备文官随行。他们既参加测量，也对当地府县衙门进行监督，只要发现有舞弊行为，立刻就地免职，由预备文官接任。
为了些许银钱丢了官位，这可不合适，没有官吏的配合，各府县还有大量的战兵营、驻军以及卫所下属的备补兵，便是普通百姓也都明白，这时候敢无力抗命便是死路一条，使得政令受阻的力度大为降低。
当然，这与陈文如今占据的地区也有一定的关系。
浙江士绅势力最为庞大的乃是杭嘉湖宁绍这五个府，这五个府有着大量的平原，更有着耕读传家的传统，读书人的势力很强。相较之下，严处台温四府大多是山区，金衢这两个府，一个由于出过戚家军的军官团导致武人势力分了士绅不小的势，而另一个则是有着龙游商帮这样的商人集团，商业氛围浓厚，地理位置优越给了士绅另一条出路。
如此一来，占领区的六个府本就不是东南士绅势力最为巨大的地区，再兼这几年陈文的连番打击，以及军队和官府的配合，使得本地士绅的反抗力度大为降低。
其实，由于洪承畴的封锁、迁界二令，浙江明军这边的消息一时间很难传到临近的府县。黄宗羲此来，其实还是听说了陈文下令惩处那些参加满清科举的士绅，想要赶来劝谏一番，谁知道进入金华府没到第二天便碰上工作队丈量田亩，买了份《浙江邸报》弄明白了怎么回事后他便怒气冲冲的赶到秀国公府。
直呼其名，在这个时代是非常没有礼貌的行为，几乎等同于指着鼻子骂人。这等状况，原本黄宗羲是不可能出现的，但是这一次却是已经气到了极点，这些年的读书养气便被抛诸于脑后，又恢复到了年轻时的火爆脾气。
黄宗羲一见面就大发雷霆，陈文心头也是颇为不悦，但是这位梨洲先生不仅是王翊的好友和儿女亲家，这些年对他也颇多帮助，更是他和周岳颖的媒人，只得耐着性子将旁人挥退，而后将其引到公事房中详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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