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税收，来自于市井小民和自耕农，官府徭役也是由这些人承担。征兵也是从这些人里面征收。
这些人皆是良民。
一旦良民因为高利贷被逼破产，卖身为奴。每多一个奴婢，就意味着朝廷少了一份税收，少了一个征兵的兵源，少了一个服徭役的人。
而购买奴婢的大户人家，可劲的压榨那些农奴，矿奴，纺织奴，各种奴。
这些奴婢所创造的财富，全都落到了大户手里，朝廷得不到一文钱。
朝廷损失惨重，大户却因为蓄奴，创造了更多财富，变得越来越富有。他们用增加的财富，一面放高利贷，一面购买破产良民的土地，宅院。
将自耕农的土地，变成一个个田庄。
将良民的宅院地契，变成一个个商铺，形成实际意义上的土地房产垄断。
归根结底，民间高利贷，就是在挖朝廷的墙角，制造了越来越多的贫农，破产小民，流民，乱民。
要解决贫农，破产小民，流民和乱民的问题，全得靠朝廷出钱出力。
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乱。
朝廷税收越来越少，花钱的地方却越来越多。
大户恒富，朝廷恒穷。
再这么下去，迟早要出大乱子。
好在，这两年，朝廷的商税有了起色。不用一年到头都指望农税。
对农税的依赖减轻，也就说朝廷缺钱的时候，不用一再对农民加税。
只要朝廷不加税，农民的负担就不会增加。
可以说，商税从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农民破产的速度。
这也是为什么，最近几年，各处天灾频繁不断，却没有闹出大乱子的根本原因。
商税的增加解决了很大的社会矛盾，让农民在灾荒年间能够喘口气。
很多朝臣，眼光有限，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但是朝廷顶级人才，如李侍中他们，早在几年前就意识到这一点。
文德帝也清晰的认识到商税在平衡社会矛盾中的重要作用。
少府家令更不用说，他亲身参与其中，体会更深。
他不由得回想，商税的增加，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好像就是从少府同顾玖开始合作开始的。
自少府开设钱庄后，少府的收入一年年增加，已经可以轻松的支援户部，减轻户部的压力。
更值得称道的是，整个京畿地区，已经看不到高利贷。
所有私人钱庄，全都按照少府钱庄的利率，月息一分五厘放贷，而且不准利滚利，不准复利计算。
私人钱庄的收入，比起高利贷的时候，自然是少了许多，但依旧有得赚。而且不用承担逼得人家破人亡的责任。
月息一分五厘，咬咬牙，多做几分工，或是找亲朋好友借一点，总能还上。
京畿地区，借贷行业的风气，变得很清新。
比起南方高利贷横行，京畿地区的私人钱庄，犹如小清新。
可就算这样，还是有很多南方钱庄跑到京城开设分店。
为什么？
因为自从诏夫人开始修建南城门外，京城的商业越发活跃。
各行各业，吃穿住行，全都被一个南城门外项目带动得兴旺发达。
像那些烧砖的，烧瓦地的，做木材的……如今一年赚的钱，比得上过去几年赚的钱。
商家活跃，借贷市场也就跟着活跃起来。
即便月息最高不能超过一分五厘，还是吸引了大把南方北方，各地的私人钱庄涌入京城，抢占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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