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白珠仪容相貌虽然仍是胡风浓厚，但言谈举止却与唐人没有一丝不同。
他表情谦恭有礼，未言先躬，他掏出一份籍卷两手恭呈于李守礼面前，并垂首道：“仆等此部音声，虽然略习诸部乐，但也只是浅学散曲，日常排演，小曲杂调为多，列目籍中，请大王阅览。”
李潼在一旁听着米白珠的回答，对于这一部音声人的水平大概已经有了一些了解。
唐代宫廷乐舞，最初是在隋末《九部乐》的基础上扩充形成的《十部乐》，如《高丽伎》《康国伎》，这是从舞乐渊源流派进行划分。
内教坊则创设于唐高祖武德后期，初期的功能主要功能还是按习《清商》等雅乐。礼乐齐备是一个国家政权得以确立的标志，如隋文帝杨坚在建立隋朝数年后就曾恼羞而怒“我受天命七年，乐府犹歌前代功德”！
一个朝代创设之后，相应的礼乐也必须逐渐建立起来。这是一个很庄重的政治事件，而不是闲说玄武门事变后，李渊苦闷之下创设内教坊只为玩乐消遣时光。
随着社稷渐渐入治，国力蒸蒸日上，《十部乐》那种按照舞乐渊源的划分在执行起来便也不再严谨合宜，因为彼此之间也在交融影响，不再泾渭分明。因此在《十部乐》的基础上又衍生出立部伎与坐部伎，按照表演的形式而非舞乐的渊源流派进行划分。
在这样的背景下，内教坊原本按习雅乐的初衷就不再明显，教习的内容从最初的《清商》向其他各部乐进行扩散。比如在这一部音声人带来的乐器中，羯鼓就是一个很明显的舶来品，在清商大曲中绝对不会出现这样的乐器演奏。
正是因为这种兼容并包、彼此融汇的接触上，盛唐时燕乐大曲才得以成熟，并诞生出如《霓裳羽衣曲》这种兼具多种风格的传世名篇。
虽然这部大曲常与安史之乱与中唐动荡联系起来，成为唐玄宗穷奢极欲的一个标志，但是千年时光痛且难追，从文化传承上而言，《霓裳羽衣曲》的传世，也在一定程度上让后人能够略窥盛唐那种巅峰风貌，成为民族自信的一个文化符号。
内教坊乐人操习舞乐内容得以丰富，乐人们的水平自然也就分出三六九等。这一点在盛唐时期体现的最明显，在武后时期由于史料的稀缺而难于研究。
不过综合自己所知，在这部头米白珠的自陈中，李潼倒也听出一些端倪：这一部乐人还不够资格演奏整部大曲，学的仅仅只是一部分大曲的散序，相对大曲而言，小曲杂调等俗乐演奏自然要简单得多，相应的乐人若计止于此，在内教坊里地位肯定也算不上多高。
但即便是如此，当李守礼打开米白珠呈上的籍卷时，李潼视线余光扫到上面可以表演的曲目仍是满满当当，可见技能还是比较丰富的。
不过还没有等到李守礼挑选曲目观看表演，正厅中便传来嫡母房氏呵斥声，道是谁家也无早上起床便要欣赏歌舞，让他们兄弟先乖乖吃饭，也赐食给这些音声人们，让他们能够养精蓄锐，保持状态。
早餐一家人便在厅下就食，吃饭的时候李守礼也不安分，视线频频望向摆设在角落里的那些乐器，时不时询问李潼可还记得他们小时候欣赏舞乐的情景？
这些事情，李潼哪里会记得。且不说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时机，就算是原本的少年李守义，年方五六岁一家人便遭了殃，就算之后逐渐长大，一家人谁又会那么心大的在家里吹吹打打，真是没有这方面的记忆。
其实不独李守礼表现跳脱，其他家人也少有不动声色。甚至就连素来端庄严肃的太妃房氏，在用餐之际也是嘴角挂笑，并不时与侧席张良媛低语，似乎是追忆起了什么东宫旧事。
这一部音声人的到来，撩乱了院内众人的心情。尽管房氏还能按捺得住，不愿清早便歌舞宣乐而惹人非议，但之后众人也都是心神不属，有意无意围绕那一部音声人打转，当然也包括李潼在内。
不同于几个长辈也算是玩过看过，李潼睁眼来到这个世界便已经是一个朝不保夕的落难皇孙，脑海中实在乏甚美好回忆。
再加上身为一个后世之人对前代生活风貌的好奇，所以在吃过早饭后也并没有急着回房，与李守礼蹲在一处把玩着那些种类繁多的乐器，偶或弄出一些稍显旋律的声响，便是乐不可支，浑然不觉这种没见过世面的样子有些好笑。
好不容易挨到中午时分，眼见冬日晴朗，众人也都心意在此，房氏也不愿违背众意过甚，便吩咐在廊下庭前张设帷幔乐台，也让院中那些宫人们有机会欣赏舞乐。
只是在挑选曲目的时候，房氏随口点了几个，部头米白珠都尴尬表示不会，这让房氏脸色变得有些阴郁，摆手说道让他们先捡拿手曲目演来。
乐工们各自拿取乐器，并在庭前错落有致分布开。
李潼看到部头米白珠拿起裹了红绸的鼓槌走到羯鼓前，心中不免会心一笑。羯鼓在燕乐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乐器，唐玄宗李隆基便精擅这一乐器，号为总领八音。
盛唐乐工李龟年同样精擅此技，并说为练技艺打折了五十支鼓槌，而唐玄宗则笑称自己打折的鼓槌已经可以装满几个柜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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