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能够传世的艺术作品，自有其动人的感染力。
唐诗作为古代文学之一大丰碑，在不同时期也是自有其不同面目。如果从比较宏观的尺度而言，整个初唐时期主要还是对齐粱文体的继承、发展与摆脱。
南朝国运虽不寿，但是在文化上所取得的成就却是流传悠久。如贞观时期的虞世南、褚亮等人，本身便是出身江东的世族家庭。另有王绩，则是对陶渊明隐逸精神的继承。
高宗时期的上官仪，是一位宫体诗的大家，齐粱文体之绮丽矫饰，在其笔下有了新的发展，乃至于成为一时风靡之典式。
龙朔前后，初唐四子相继而出，他们出生伊始便在一个生机勃勃的新朝，自有一种新的气象追求。但是传承至今的文脉哪能说断就断，四子虽然各有突破，个性不同，但是这种突围更显示出齐粱文体传承至今那种根深蒂固的影响力。
及至沈、宋、李峤等人，则更沉迷于宫体应制诗的窠臼中不能自拔，并且由于其各自政治前途而成为文脉主流，竞相浮华。
以至于晚唐李商隐在论及初唐前辈时，语调都略有刻薄：沈宋裁辞矜变律，王杨落笔得良朋。当时自谓宗师妙，今日惟观对属能。
这一时期，如果说有一个人文风是干净的，那就是陈子昂。所谓革尽齐粱旧弊，直追建安、正始，陈子昂的文风，几乎没有任何前朝文风的影响。
陈子昂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除了本身的刻意追求之外，也在于相对于同时期的其他人，他本来就不是一个传统型的文人。蜀中多闭塞，不与外界通，陈子昂从立学开始，所接受的便不是传统文人的教育。
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也正因为这一点，陈子昂在后世被推为当时文体最正，成就最高，洗尽铅华、一扫纤弱。
陈子昂虽然在政治上始终没能成为主流领袖，但却凭其一己之力，在诗歌文化方面给唐诗立下一个清晰的、有别前朝的标尺。在此之后，不独大唐国运日渐壮阔，诗歌也迎来气象最为壮大的时期。
盛唐诗人，群星璀璨，无论如何褒扬都不为过，大凡名为后世所知者，无论放在其他任何时期，那都是一个能打十个的存在。
而在这当中，星光首耀者便是王维。王维本就出身太原王氏这样的传统高族，更容易为士林主流所接纳，本身也是才华横溢，且又生活在大唐盛世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后世更有盛誉，唐世若无李杜，摩诘当推首席。
讲这些主要还是说明一点，李潼来到这个世界之后，便念念不忘要搞文抄的大事业。
可是该从何人入手，又要考虑到自身的阅历与处境，唐诗所以迷人，就在于每一个能够成宗称家者都有其强烈的个人风格，即便不谈文字获罪的隐患，也该想一想通过文抄给自己树立一个怎样的人设。
他要做的终究还是一个色艺双绝的名王才子，而不是一个两脚书橱。乱七八糟胡抄一气，精神错乱、人格分裂一样，又怎么让人通过作品去了解作者？
考虑到这些，一众盛唐大手子中，符合他眼下际遇状态的也只有王维，同样的出身名门、同样的才华横溢，而且王维诗中往往还带有一些禅意，这更跟眼下的大环境向吻合，简直就是绝配。
至于他都抄光了，王维该怎么办，李潼也是一个讲究人，既然王维帮了他，未来他如果能成功上位，自然也要提携、照顾这个小晚辈。以后的翰林学士，给王维留个位置。真要做得好，也别王右丞了，直接给安排成王右相。
《洛阳女儿行》这一首诗，绮丽博大，采色自然，不由雕绘，通篇写尽娇贵之态，又敏感于君子不遇，诗意延伸，可谓绵延悠长、
富贵寻常，是我家事，娇儿幸遇，荣华盛享。至于那贫贱浣纱的如玉越女，你到洛阳来啊，你到我家来啊！
也正因此，当沈佺期将这首诗于堂中吟咏完毕之后，顿时便引起了轰动效果。各自境遇不同，但都能在心里生出不同的解读与感受。
盛唐诗所以优于初唐诗，乃至于较之技法、题材更加纯熟丰富的中晚唐诗要有更加广阔的传唱度，就在于气象的博大所带来那种普世通感的艺术感染力。
初唐诗如上官体之类的宫体诗，哪怕再怎么庄美典雅，题材本身便限制了其传播性，更近似于一种沾沾自喜的炫耀。技法之外，于艺术上的表达力则乏甚可夸。
沈佺期将这诗作吟咏完毕后，满堂热议足足过了大半个时辰才渐渐有所收敛。而这首诗的动人之处，则深深感染了在场每一个人。
老文青乔知之激动得脸色潮红，不顾失礼冲到少王席前，两手猛击大声说道：“非是富贵中人，安能自然极言如此繁华姿态！大王妙笔或作寻常挥洒，但却将人心神攫取，愿久浸此中！自怜碧玉亲教舞，不惜珊瑚持与人，豪奢或不足夸，唯爱此中深情！”
眼见乔知之如此激动，李潼不免感慨，你要不是这么爱深情，日后也不至于家破人亡。
沈佺期则指着沈君谅大笑道：“大监何必有恨，越女玉质君怜赏，高著风格在兰台。”
说完后，他又转望向河东王，并作懊恼状叹息道：“大王旧作《万象》一曲，已经让台馆学士辗转反侧，新诗再出，余者笔下怕是再无生花。俗姿难竞彩，使人愁断肠啊。今日实在不敢再言诗，只想请问，何者绝色能惹大王作此美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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