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卫东话音顿了顿，接着说道；“但我认为，羽田孜不可能在七月份的选举后担任首相，一来是以为他的新生党才刚刚成立，新生党内还没有形成系统性的政见；
二来羽田孜是自民党的叛徒，如果他担任首相的话，对于自民党而言也会是非常难堪的事情，为了不刺激自民党，多党联合组阁，也不会让羽田孜担任首相。
而且即便是多党联合组阁，各个党派只见也毕竟是各怀鬼胎，对付自民党的时候，在野党或许会齐心协力，而一旦他们执政了，再想共富贵也就困难了。
每个在野党都想获得更多的利益，也都希望自己可以主导政权，因此免不了一些明争暗斗，下一任的日本首相，必然是各个党派妥协后的产物，而且也决然不会是一个强势的人物。”
领导点了点头，李卫东说的这种情况，在中国的历史上也屡见不鲜，几方势力争夺权力的时候，如果僵持不下，最终很有可能会选出一个比较弱势的人当老大。
比如诸汉朝吕之乱后，齐王刘襄、朱虚侯刘章都立有大功，然而大臣们最终却选择了苟了几十年的刘恒当皇帝，摆明了就是觉得刘恒要实力没实力，要根基没根基，比较容易操控。
再比如皇太极死后，多尔衮和豪格争皇位，最终的结果是，两人谁都别当这个皇帝，皇位落在了六岁的顺治身上。如果顺治不是一个娃娃的话，皇位肯定不会落到他头上。
李卫东则接续说道；“目前日本在野党之中，有能力在参议院选举中获得比较多的席位，而且又比较弱势的政党，大碍只有日本新党，所以我认为，新党的领袖细川护熙，最有可能成为日本的新人首相。”
旁边的钱爱民教授开口问道：“新党不是去年五月份才刚成立的么？成立到现在才刚满一年，这么一个新的政党，能诞生首相？”
“就是因为新党比较新，当细川护熙担任首相后，其他党派才比较容易换掉他。”
李卫东微微一笑，接着说道；“我刚才就说了，这只是个过度首相，是为了平衡各方势的结果，所以坐不长的！羽田孜可是对首相之位虎视眈眈被！
除此之外，别忘了还有个日本第二大党的社会党，这老大自民党被赶下了台，当老二的怎么会没有点想法？社会党肯定会想方设法，去角逐首相的宝座。
所以未来几年，日本的政局可能会比较的混乱，多党联合组阁，也意味各党争斗不断，估计得等到自民党重新执政，日本的政局才会稳定下来。”
李卫东的这些判断，当然是他站在事后诸葛亮的角度上逆推的，然而在其他人听来，李卫东的这一系列推论却是有理有据。
老者的表情则显得有些凝重，不同的人担任首相，在经济、政治、外交等各领域的政策也必然不同，而中国作为日本的邻国，也会根据日本执政者，来制定相应的对日政策。
如果能提前预知日本首相人选的话，国家针对性的制定对日的政策，不仅可以知己知彼，还可以抢占先机，这可是极大的好处。
老者记下了细川护熙的名字，随后接着问道：“小李同志，你刚才说日本经济存在的问题，是结构性的问题，能不能详细的说明一下，都有哪些结构性的问题？”
李卫东点了点头：“日本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是多个方面的，细讲起来比较复杂，我就简单的说几点吧。首先说一下日本官僚体制所带来的问题……”
李卫东开始款款而谈起来。
日本经济失去的三十年，一直都是经济学家颇为热衷的研究课题。
最初的时候，人们将日本经济的衰退，归咎于《广场协议》上去，认为如果没有签署《广场协议》的话，日本经济就会一直长盛不衰下去。
然而签下《广场协议》的又不只是日本一个国家，德国、法国和英国同样签了这份协议，也同样面临着马克、法郎和英镑升值的问题。为什么就日本失去了三十年，而德国、法国和英国啥事没有？
特别是德国，跟日本的国情和产业结构非常相似，当时经济规模还不如日本，结果却能够抵挡得住《广场协议》的冲击，甚至在十几年后成为欧洲的领袖。
于是经济学家便在《广场协议》之外找原因，很快的便发现了，日本失去三十年的真正原因，是日本所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即便是没有《广场协议》，日本的结构性问题迟早也会爆发出来，给日本经济致命一击。
解决结构性问题的方法，不是去颁布几条刺激性政策，也不是去增加、减少或者修改一些法规条文，而是要靠结构性的改革。
日本的执政者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或者是没有能力做到结构性的改革。因此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总是希望依靠经济政策来刺激经济恢复，各种刺激通货膨胀的手段都用上了，最多只是取得一些短期的效果，整体经济层面上依旧是没有什么改变。
以日本的官僚体系，想要进行结构改革，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然而不进行结构性改革，就解决不了结构问题。现在的日本经济，已然成为了一个无解局。
对于九十年代初的经济学家而言，他们对于结构性问题还没有很明确的认知，甚至很多人将结构性问题归咎于政策和制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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