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馨之所以诧异，主要是因为此前高务实确实未曾决断其在关原之战后的立场，他一直以来所打定的主意，不过是确保东西军之间的那场关原之战必须打起来，而他和京华的具体立场，则要看关原之战打完之后的局面再做决定。
虽然高务实当时也没有就这个“再做决定”详细说明，但刘馨做了他这么一段时间的机要秘书之后，对高务实的了解程度显然加深了不少。她曾站在高务实的立场上思考过这个问题，并得出了几种推测。
所谓“视情况而论”，既然是看一场战争的结果，那无非只有三种局面：东胜西负、西胜东负、战平罢手。
当然，如果非要再说细致一些，那么还可以各分小胜、大胜、惨胜、完胜等等，甚至连战平罢手也可以有不同情况，诸如双方烈战兵疲而至终战、粮草告罄不得不各自撤兵等等，这样算起来的话，那可能出现的局面就很多了。
刘馨原本对关原之战这段历史几乎毫无印象，她对此战的了解实际上是这段时间以来听高务实说起的。好在高务实昔年不仅是历史爱好者，还是游戏迷，对于这段历史——无论政史还是军史战史，都还挺熟悉的，因此讲得也颇细。
按照他所描述的情况来看，刘馨觉得他有一个观点挺有道理的，那就是关原之战德川家康的取胜本身谈不上“理所当然”，那场仗的变数其实非常多。
很多人说小早川秀秋的临阵倒戈是关原之战最大的胜负手，这话或许没错，但实际上关原之战并非一次孤立战役，那是狭义上的说法。其实广义上的关原之战应该是由一连串的战役、阴谋与反阴谋计划交织而成的一场系列战争。
在这个系列战争之中，有很多事情其实都很偶然，甚至其中还有些称得上离谱，如果“再来一次”，恐怕没有人能保证它还会与原历史上一模一样的发展和告终。
比如说这次战争的直接导火索，直江兼续的《直江状》若不是如原历史上那样，逐条批驳德川家康对上杉景胜之指责，甚至皮里阳秋嘲讽家康的话，家康是否还有理由号召讨伐同为五大老之一的上杉景胜？
如果没有这个号召，那么后来那一群实际上是丰臣秀吉家臣的所谓“武断派大名”怎么会大批跑去关东那边？
而且这批人原本也未见得就是放弃丰臣而效忠德川了，甚至他们之中还有一些根本不看好家康，他们愿意服从家康调遣的最主要理由说起来简直可笑：
什么？对面是石田三成？八嘎，那我先跟内府混了。
这个内府，是因为当时家康在日本朝廷的正式职务是内大臣，依中国唐时习俗而称内府。顺便提一嘴，日本文武官职大多数都是从唐朝照搬而去的，只是名称上有些变化，但即便日本公卿大名内部俗称，也可以直接用唐名来说那些职务，没有不懂的。
而且这个“唐名”还不只是习俗，甚至称得上是律法规定的雅称。“唐名”本身就是日本律令制下的一些与唐朝直接相应的官职名、部门名。
公元八世纪前期，《大宝律令》、《养老律令》颁布，整备二官八省以下职制，制定百官的职名，以唐式职名作为部署名的一种雅称。
当时，沉醉唐风文化的藤原仲麻吕(惠美押胜)掌握政权，天平宝字二年(758年)，日本将所有官职强行改为唐名——如仲麻吕自行新设的紫微中台，就相等于皇太后宫职，称为紫微令。
天平宝字八年仲麻吕失势后虽回复旧称，但之后仍被用作于官职的别名及雅称。奈良时代后半至平安时代由于出现各种的令外官，于是唐名再被使用。
文臣如左大臣、右大臣对应唐朝的左右仆射，大纳言对应门下侍中，中纳言对应门下侍郎或黄门侍郎，式部卿则对应吏部尚书，弹正对应御史等等。武将如左右卫门督对应唐朝左右金吾卫大将军之类更是不胜枚举。
好比日本的左兵卫督，唐名叫做武卫大将军，这是着名的第六天魔王织田信长他们织田家早前的主家、曾经的三管领斯波家家主世代担任的官职。
斯波家原先地位极为特殊，镰仓幕府末期与足利将军家同格，后来才降为臣籍，担任幕府执事，该职务也是“管领”的前身，一直是三管领的笔头。
除了斯波家家主外，室町时代再没人担任过左兵卫督这个职务。所以在此时代的日本，一说到武卫家、武卫公，那肯定就是指斯波家和斯波家的家主，天下间别无分号。
斯波家的人，苗字就是斯波，但如果现在有个通字为甲、偏讳为乙的斯波家之人站在你面前，你称呼他为“武卫甲乙”，他肯定知道你是在喊他。
不仅是这些人，甚至连幕府将军们也不能例外。他们除了征夷大将军这个本来是临时职务的特殊职务之外，也有律令制内的职务。
在整个室町幕府时期，只有作为武家栋梁的足利家将军能够获得左右近卫大将之职，而这两个职务等同于唐朝的左右羽林大将军。
唐名在日本的流传之广、烙印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言归正传，刘馨当时就设想过，如果没有《直江状》，如果没有德川号召讨伐上杉聚齐势头，如果石田三成没有在此之后立刻跳出来组织讨伐家康并拦截另一批还没去东边的领军大名，如果那一大批已经去了东边的武断派大名不是已经到了家康麾下，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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