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夷大将军？这个词让刘馨先是感到一阵错愕，紧接着开始有些不寒而栗。作为京华秘书处秘书长，她敏锐的发现高务实最担心的事似乎正在发生，或者说是快速发展。
倘若要问在现在这个世界上最了解高务实的人是谁，刘馨敢自信的认为必是自己，即便是黄芷汀也不可能在这一点上与她相比，因为只有自己和高务实拥有同一个时代的灵魂。
高务实在常人眼中表现出许多崇高的品质和神奇的特立独行，那不是因为他天生君子，而只是他的知识体系以及时代眼界远超当下。
他知道原历史中的明帝国将会驶往何处，也基本能认识到这艘巨舰究竟何以搁浅、何以沉没，更知道明帝国的覆灭会让以汉族为核心主体的中华民族迎来多么惨痛的沉沦。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作为一个曾经的年轻基层干部，他希望避免、希望改变，并愿意为此付出一些代价。
这些代价沉重吗？那要看和谁比。至少以刘馨的了解，高务实认为他付得起这些代价。刘馨记得高务实曾经对她说过，相比于前世历史中那无数为了挽救民族危亡而抛头颅洒热血的先烈们，他如今需要付出的代价虽不至于说微不足道，但也确实不值一提。
先贤如此，后辈当记。
高务实记得，因此他用行动来改变大明。然而在国家制度僵化、官僚思维固化的大明朝，想要改变是极其困难的。
然而，高务实又不认可暴力革命，甚至认为在社会生产力不能达到某个阈值的情况下，即便暴力革命恐怕也不能建成他希望看见的新制度，因此唯一的选项只剩下改革。
改革需要什么？除了客观的社会需求之外，首先需要有人领导，其次需要力量推动，然后需要红利促进，最后还需要可持续的动力续航。
客观社会需求肯定是有的，大明朝方方面面的问题何其多，与李鸿章形容清末是个四处漏风的破房子基本一模一样。所以，社会需求变革这一客观现实已然存在，高务实不必担心自己的做法是要搭空中楼阁。
“有人领导”这一条算是高务实运气好，当他年纪尚幼之时，他的伯父高拱就是个改革派，而且拥有隆庆帝近乎无条件的支持。因此，高务实早年便可以通过影响高拱来强化其原本就希望改革的具体改革思路，这为高务实后来的深化改革打下了相对良好的社会思想基础和客观现实基础。
到了高务实自己逐渐崛起于朝堂并顺利继承三代首辅余荫，这个领导者自然也就被他取而代之。不过，由于高务实的年龄问题，导致他这个领导者其实是有缺陷的，最大的麻烦就在于政坛资历不足，无法真正跻身于公认的朝堂核心决策圈。
成为户部尚书使得高务实半只脚踏入了核心决策圈，而通过“大户部”改革又让他手中的实权进一步强化，但这也带来另一个麻烦：他拥有的实权在他自身职务地位不足时显得过分强大，从而让人把更多的目光聚焦于他个人。
高务实平时尽量低调，几乎不参加这个时代上层文人所爱好的各种讲学、诗会、游园等社会活动，很大一个原因也正是他希望尽量少曝光他本人。
这种做法有利有弊。有利在于曝光少了，外人觉得高务实好歹还算成熟稳重不跳脱；有弊在于这加大了外界对他个人野心的猜测，比如就有人说他一门心思钻营官场，只想早日拜相，重地位胜于重名声云云。
不论如何，改革领导者这一身份高务实还算是坐稳了，只是根基还不算特别牢固，并且始终有人在试图将他拉下马来而已。
那么，力量推动呢？这首先要搞清楚大明最有力量的是谁，或者说是哪些人。
高务实当然知道人民最有力量，可惜在人民尚不具备主人翁意识的当下，人民自己根本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力量。哪怕是有，真正掌握他们力量的也不是他们自己，而是另有其人。
大明朝的力量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而统治阶级又有内部细分，这些细分并非简单的非此即彼，事实上很像是画了几个圆，而几个圆既有各自的部分，也有相交的部分。
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点在大明朝同样适用。文臣武臣各有其基础，文臣的基础是地方士绅，也可以说是全国各地的私人地主。
文臣内部又能继续细分，比如江南一带的地主往往不仅是地主，同时又是商业集团，其中还有不少原本从事海外走私的商业集团；北方地主原本相对“单纯”，但经过实学派一顿操作，现在也逐渐商业化，形成了另一类商业集团。
两个商业集团自然会形成竞争，而北方商业集团原本底子不如南方商业集团，可现在由于有京华这个开挂的存在，反过来压制了南方商业集团，那当然会引起南方商业集团的反抗。
这，其实才是实学派和心学派斗得如此激烈的根源：理念或许可以商榷，利益坚决不能妥协。
文官集团如此，武臣勋贵又何尝不是？武将集团也分两类，一类是勋臣集团，他们靠着祖先余荫而掌握着大量的利益——比如天量的军屯、无数的军户等等；另一类是战功集团，他们凭着自身努力提高官阶，并且掌握了一支理论上只听从于他们本人的核心武力，也就是武装家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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