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之行并不能耽搁太久，当高务实他们会谈之时，同行而来的刘綎等部则在预先确定的郊外野地扎营。
这次扎营之后，高务实将只领兵一千余人进京。之所以要如此，是因为此番回京不是凯旋班师，京师也没有准备郊迎等项目，因此就只能适用于将领进京的制度，即各将领兵不超过五百。
此番随高务实回京并准备回镇的总兵级将领只有两位，就是董一元和刘綎，因此标准额度即为一千人。至于高务实，按理说他是文官，其实没有带兵数量的限制，只不过他同时又是南宁候，这其中就有点敏感了。
其实在当时皇帝的册封制文中，是明确写了高务实封侯属于文官封侯，所凭借的功劳是这么多年来的一系列改革。因为这些改革带来的成就，伐元大业才得以实现，由此可见高务实封侯的功劳本质上是萧何式的——萧何当然是文官，所以制书中拿本朝的李善长封国公来类比。
然而不管怎么说，大家都知道的是，这道旨意非要纠结于高务实是以文臣封爵，还是以武臣封爵，归根结底不过是皇帝要捧高务实。
别看都是封爵，封爵也是有档次之分的。这里说的档次可不是公比侯大，侯比伯大，而是同级爵位之间的差别。
一般来说，档次最低的就是外戚封爵。这个好解释，就如同李太后之父李伟，其在隆庆朝时受封武清伯，等到他外甥朱翊钧当了皇帝并且亲政，立刻被加封至武清候。这样的封爵就是外戚封爵。
根据朱元璋定下的制度，明朝的外戚原则上很少能够得到爵位，就算有也不会赐封土，而且他们通常不会拥有最高级爵位，也就是国公。
另外，外戚的爵位用处也比较有限，一般只给钱粮不予实权。到了明中后期，由于五军都督府已经成了摆设，于是倒有极个别的外戚封爵后可以到五军都督府挂名，但是请注意——真的只是挂名，连班都不用(不准)去上。
不过最狠的还是到了嘉靖时期，这位世宗皇帝还下令外戚爵位不许世袭，就算皇帝非要开特例，也只能世袭一二代，有点类似于推恩令。这也是武清候李伟死后闹出那么大麻烦的原因。
武清候家这件事之前好像忘记说了，简略讲一下：李伟死时的爵位是武清候，但他死的时候朱翊钧已经亲政。为了表现自己孝顺太后，朱翊钧坚持要给李伟死后追封安国公。
这件事当时闹得朝野上下也是谏言不断，但朱翊钧死占着一个“孝”字，最终还是被他坚持下来。当然，高务实也算是帮了点小忙——倒不是上疏支持皇帝，而是只劝了一次，说了一通别人都说过的大道理，然后就没了下文。
对于当时的皇帝而言，不反对，或者说不激烈反对，基本上已经可以算是支持了。
不过李伟虽然死后追封，但那是死后尊荣，他袭爵的儿子理论上还得按照老规矩办事。老规矩刚才说过，要么不可袭爵，非要袭爵也得推恩，让武清候回归武清伯才对。
然而朱翊钧又不肯，他把这件事打包在一块处理，外公要追封国公，大舅要不推恩袭爵武清候。当然，这事最后也成了。
闲话说完，言归正传。即便如武清候家这般，圣眷看起来隆重到了极点，可是那又如何？就好比李唐的公主往往愁嫁一样，问题既然出现就总有根源在线。光是皇帝强推，没有文官集团的支持也并不能真正提高舅家的地位。
于是，除了能享受侯爷的俸禄之外，长子李文全、次子李文贵两人还都加了“中军都督府左都督”，却也依旧不掌握任何实权，两位左都督连都督府没敢去过，属于是奉旨白嫖工资。
外戚封爵之上的就是武臣封爵，或者文臣以武功封爵。武臣封爵可以参照李成梁，打了半辈子，基本上胜多负少，实实在在搞定了很多边疆的麻烦，才得以封个流爵，也就是不能世袭的。
当然李成梁后来改了世爵，可以世袭了，但那是因为他儿子李如松又立了大功。李如松功劳挺大，年纪却不算大，为了避免后期封无可封，所以干脆加到他老子头上。
文臣以武功封爵又比李成梁这种高贵一档，最好的例子便是王守仁，也就是王阳明。虽说王阳明的这个新建伯爵位其实害他本人不浅，让他丧失了入阁辅政的机会，但是对于他的子孙后代而言倒也算是个好消息，因为朝廷内外在多年的争吵之后，还是给了世爵。到了隆庆帝继位，甚至给王阳明本人追赠了新建侯。
文臣以武功封爵，由于连他在内一共只有三人，就和物以稀为贵一样，地位显得比较特别，尤其是得到其余后来文官们的尊重。在文官高人一等的大明社会，既然文官们都很尊重，那地位当然就不是李成梁那种武臣爵位可比了。
而比文臣以武功封爵更加珍贵，开国之后一枝独秀的，那就有且仅有一位，便是高务实伐元凯旋之后被册封的南宁候了。
由于朱翊钧在制文中的说法，高务实封侯其实算是“文武双全”：他既因为改革奠定了伐元胜利的各项基础，又是亲自带兵彻底击败蒙古大汗、大元皇帝的统帅。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侯爵的珍贵性自然无与伦比，你说他是文功还是武功，其实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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