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平的担心不是无的放矢，万历朝的国本之争前前后后已经闹过好几回。此前都是通过各种手段能拖则拖，能装死绝不睁眼，同时又碰巧这些年总有大事要办，这才被拉到现在还没明确下来。
如今，皇后娘娘终于诞下龙子，按照大明朝的传统而言，这应该就是太子之位终于可以定下来的决定性事件，从此之后各种争议都应该自然消弭于无形。
然而，事情真的会如此顺利吗？恐怕未见得。
后世有个词叫做沉没成本，搞政治同样也是有沉没成本的。人们在决定是否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不仅是看这件事对自己有没有好处，而且也看过去是不是已经在这件事情上有过投入。人们把这些已经发生不可收回的支出，如时间、金钱、精力等称为“沉没成本”。
在这个词的解释上，有一个明确认定，即“已经发生不可收回的支出”。然而在现实中，人们往往不肯相信之前投入的成本不可收回，从而会拼尽全力继续投入，以期能挽回“不可收回”这样的悲惨局面。
高务实把这种心情看做是赌徒心理，即不管局面已经多难看，始终坚信“我能扳本”、“我能反杀”之类的心态。
那么放在当前，在此前断断续续的国本之争中已经投入巨大的某些人、某些势力，他们就真的会因为皇后嫡子出生而放弃吗？难，很难，非常难。
可是这里有一个绕不开的坎，那就是大明朝的祖制与政治惯性。
祖制大家都能理解，但是政治惯性则需要稍作说明。政治惯性可能与祖制相关，但也有可能并不直接相关。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巡抚制度就是政治惯性而非祖制——当然，这里要强调的事这个祖制指的是朱元璋定下的“太祖之制”。
众所周知，有明一朝的继位问题相对于中国历朝历代而言都是最为“规范”的，几乎没有发生过什么重大争议，也没有多少涉及“夺嫡”的这种奇葩事。
那么大明朝关于太子地位的祖制与政治惯性，它究竟是怎样的呢？
人类社会地位的获取基本上可以分为自致地位和先赋地位两种类型。其中，自致地位通过个人努力就可以获得；而先赋地位以出生为基础，是被指定的、通常不能改变的社会地位。
皇位显然属于先赋地位，只有发生改朝换代或者篡权夺位，他人才可能通过自己的经营谋划来登上皇帝宝座。
一般情况下，皇位继承只局限于每一个王朝最高统治者内部，根据血统亲疏、长幼尊卑和才能德行来确定。
皇位的先赋性使皇子的出身异常重要，皇子生母的身份和本人年龄的长幼，在皇位继承人资格中具有决定意义，至于他本人的身体素质、智力才能以及德行高低等等因素，通常都要放在次要位置来考虑。
故而一般来说，只要拥有嫡长子身份，即使他资质偏低，平庸无能，但只要没有特别的意外发生，也能顺利继承皇位。
在中国传统社会，皇位继承人选是关系国家政局稳定与否的重大事件，也即所谓“国本”问题。那么，究竟应该采取“嫡长子制度”还是“选贤与能”的标准确立嗣君，一直以来就成为困扰最高统治者的最大难题。
到了明朝，在朱元璋的坚持与亲身作则之下，有明一代的皇位继承，严格遵循嫡长子皇位继承制，也就是人所共知的十六字原则：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父死子继，兄终弟及。
不过，明朝的帝系偏偏也出过一些意外。按照高务实前世的历史来说，在明代十六帝中，帝系有过三次变更。
第一次变更在靖难之役后，帝系由朱元璋长子朱标和长孙朱允玟一脉转移到皇四子朱棣一脉，开启靖难之役后的永乐时代；
第二次帝系变更因孝宗之子武宗没有子孙继承皇位，帝系从孝宗一脉转移到其弟兴献王一脉，由兴献王之子即帝位，即世宗嘉靖帝；
第三次变更因熹宗诸子夭折，没有子嗣继位，帝系由熹宗一脉转移到同父异母的弟弟信王一脉，即崇祯皇帝。
此外，在英宗和景帝之间还出现过两次波折，“土木之变”中英宗被俘，大明朝廷群龙无首，形势异常危急。奉命监国的邺王被大臣拥立为帝，尊英宗为太上皇，改封自己的儿子为太子，帝系由英宗一脉转移到景帝一脉。
然而天意弄人，景帝之子早夭，加上英宗归国，趁景帝病重复辟成功，重登大位，重立长子朱见深为太子，帝系再次回到英宗一脉。
虽然有这些意外，但是在这三次帝系变更中，世宗、思宗的继位是遵循了“兄终弟及”原则，有皇帝的遗诏或皇太后懿旨，因而他们的继位拥有程序或仪式上的合法性，其统治权在登上皇位的那刻起，就拥有了足够的合法性。
成祖朱棣是通过篡权夺取皇位的，但他通过自己非凡的毅力、铁血的手段和实实在在的丰功伟绩，最终赢得了合法性。
而景帝则是在特殊背景中登基，不过他的权力合法性，其实是建立在英宗同意禅让皇位的基础上，但问题是他更立太子的行为却僭越了本分，其子朱见济的早夭则更被人们理解为上天对他僭越之举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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