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这是物产变迁所导致的历史遗留问题，但那还是你们歙县自己的问题，不能推卸给别人。
至于说《府志》上为何没提歙县原本有桑这件事？休宁县令认为很简单，因为歙县本就是徽州府的治所所在，《徽州府志》是歙县籍的官员带头修的，他们当然得掺私货啊！
休宁县的第三招，则对准了帅嘉谟抱住不放的《大明会典》。
为什么在《大明会典》的记载里，只写“人丁丝绢”征于徽州府，没写征于歙县？休宁县的解释非常简单，就三个字——没必要。
会典是从布政使这一级进行记录，没有必要记载到县这么详细。更何况每一府都有自己的情况，拿外府的例子来质疑本府，实属荒谬。
休宁县的回答，可以说是目前为止五县反击中最犀利的一个。这三招下来，拳拳到肉，招招见血，就算是帅嘉谟已经到案，与他当面辩论，恐怕也会非常棘手。
相比之下，同一天交作业的祁门县，申文就写得毫无意义，无非老生常谈加哭穷而已。不过这也是没办法，因为祁门知县正好开缺，申文是由县丞代理回答，该县丞是个老举人出身，果然还是比不上进士老爷的水平。
前面已经珠玉在前，黟县知县就显得轻松多了。在申文里，他心不在焉地重复了一遍前几位知县的意见，然后说了句略带萌感的风凉话：“歙县那么大，就算减了丝绢税，也不过是大江之上去掉一条船而已；我们黟县现在穷得只差当掉裤衩，再加哪怕一点点赋税，那就和久病之人吃了乌头一样，当场就要死了啊！”
高务实把这些情况说给帅嘉谟一听，帅嘉谟就急了。
他先对高务实这一路的照顾表现感谢，然后请求提前南下回徽州，跟五县好好论战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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