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高务实的分析，冯保和张居正的目的基本一致，都是要倒拱，但具体的利益点却不完全相同。
对于张居正而言，所谓“倒拱”，就是要把高拱拉下马来，最好是拉下马之后再踩上一万只脚。毕竟高拱不倒，首辅位置就永远轮不到他。现在高拱对他已经越来越起疑，两个人在短短的时间里已经从亲密战友转变成了政敌，他们之间的矛盾，已经只有你死我活才能化解——不对，是消弭。
冯保这边则不然，他和高拱“为敌”的时间，虽然看起来比张居正长得多，但其实他们之间的矛盾并非绝对不可调和的。
实际上，只要高拱不介意让冯保坐上司礼监掌印的宝座，冯保跟高拱就根本没有矛盾，因为对于冯保而言，首辅位置上坐的是高拱还是张居正，亦或者其他大臣，其实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当然，高务实知道，让高拱不介意是不可能的。高拱和张居正虽然都是实学改革派，政治目标大抵类似，但他们二人对于内宦的认识绝不一致。
相对而言，高拱的政治态度比张居正更加坚定，他不会容忍冯保这个太子大伴坐上司礼监掌印的宝座，有机会如王振、刘瑾一般乱政，祸国殃民。
张居正则不然，历史已经证明了他宁可用金钱贿赂、名誉笼络等各种方式来确保自己的行政权力，也不会冒着失败的风险去和冯保决一胜负。
这样一来，高拱既然不可能放任冯保掌控内廷，那么冯保和张居正之间利益出发点的不同，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但高务实想了想，还是从他们二人之中找到了一些或许可以利用上的地方。
譬如说，冯保和张居正因为身份的不同，“倒拱”的方式必然会有区别，这就有可能是可供利用之处。
对于张居正来说，他是外廷文官，是内阁辅臣，他要倒拱，必须遵循一定的方式——如指使手下人弹劾高拱，就是其中最常见的做法。这次刘奋庸指桑骂槐似的上疏，就是其中典型。
不过刘奋庸的胆子不够，他的上疏过于畏首畏尾，只能算是打响了张居正倒拱的第一炮，但绝对算不上进攻主力，因此张居正必有后手。
但是这种类型的后手，高务实并不担心。按照他的设想，张居正因为急于在隆庆驾崩之前组建“反高同盟”，虽然在战略上没错，可实际上犯了隆庆的忌讳，因为隆庆帝的托孤思路是高拱十年，张居正再十年。
现在张居正想要越过高拱直接上位，这不仅仅是坏了隆庆帝的计划，而且打了皇帝的脸——朕刚刚在高先生面前替你说和，现在你反倒来拆朕的台？朕和高先生相知相护二十年，现在就指望着一个君臣相得的身后名，岂能容你破坏！
九十九拜都拜了，就差这最后一哆嗦，你竟敢不让朕有始有终？
正是料定了隆庆的这种心思，高务实才一直坚持不懈地劝高拱忍让，一切看皇帝的处置便是。
现在的麻烦还是在于冯保，因为他是内宦，动手的方式和张居正完全不同。
冯保根本不需要有什么原则，也不需要在天下人面前有什么交待，他的一切做法，只要满足一个条件，就无懈可击了——在皇帝驾崩之后，后宫相信他即可。
只要皇帝不在了，高拱天下无敌的圣眷就不在了，到那个时候，所谓的圣眷，其实已经变成了两宫的眷顾——太子或者说新君太小了，肯定得听母亲的话，不管是名义上的母亲，还是实际上的母亲。
当然，如果要选择，想必还是生母更加不可违逆。
换句话说，只要皇帝驾崩，李贵妃的意思其实基本上就算是圣意了。
历史上高拱之败，归根结底就是没弄清楚这一点。
当时高拱从各个方面阐述了冯保与三位阁臣“同受顾命”之说的荒谬，也质疑冯保出任司礼监掌印根本不是出自“先帝遗命”，等等等等，道理十分充足。不仅如此，朝中大臣大半也站在他这一边，六科给事中及十三道御史等科道言官也纷纷旗帜鲜明的支持他，可谓众星捧月、一呼百应。
然而，这些都没有用，张居正只是悄悄给本已经慌得一批的冯保出了个主意，冯保照办之后立刻转危为安不说，还一击必杀，使高拱得了个“回籍闲住，不许停留”的下场。
高拱只能驱使言官，攻击冯保的罪恶；冯保却能撺掇两宫，怀疑高拱的忠诚。
他罪恶再大，只要他是我的人、听我的话，那就不算大恶，可以谅解；你本事再大，但是忠心存疑、动机不明，那就罪大恶极，绝不容赦！
摸清人性的弱点，才能一击必杀。
张居正果然是徐阶的关门弟子，纵然别的不见得都学了，但最狠的一记杀招，却是学得惟妙惟肖！
当年徐阶干翻严氏父子，归根结底并不是他多么能干，而是摸准了当时嘉靖帝的心理弱点！
所以现在，高务实虽然在各个方面都有所准备，但是最主要的精力，却仍然留在宫中，最终的杀招，也一样留在宫中！
此时，他想了想之后，便走回自己的书案边，拿出一张纸摆好，却没有研墨，而是从袖中摸出一支短小纤细的炭笔，在纸上飞快地写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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