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这句话就有点让高务实意外了。宣大山西方面没个“坑”里都有“萝卜”，不可能空出一个位置来让高务实顶上去，那么“你去”的意思就只有可能是作为钦差前去主持这件事。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高务实现在身上已经有了一桩差遣了，是去主持山西乡试。
主持乡试这件事在后人看来，其重要性恐怕完全不能和俺答之死相比，其影响就更不用说了。但事实上，在明人看来，主持一省乡试，比做个册封顺义王的钦差要重要得多。
乡试，试场设在各省省城，即布政司衙门所在地，南北直隶的试场分别设在应天、顺天二府，即后世的北京、南京。考试之前，各布政司及二京府均聘请主考官二人、同考官四人。
主考官的职责是出题、审卷、决定录取名单、排定名次并上报礼部，同考官则负责协助出题、审卷。
今年山西乡试的主考官，就是高务实和孙继皋。
这是一个有些意外的安排，因为随着这一安排的出现，乡试的考官任命又发生了一点制度性的变化。
明初的时候，南北两京乡试的主考官规定用翰林官，各省则教官、耆儒兼用。到了景泰三年，定两京乡试考官仍用翰林，但各省考官不再用“耆儒”，只由布政司和按察司会同巡按御史在本省教官中推举五十岁以下、三十岁以上，“平日精通文学、持身谦谨者”充任。
这一规定，本意是要考官得人，但考官既由布、按二司与巡按御史推举，而教官本来就职份卑微，对上司的嘱托也就不能不有所关照，有的甚至主动献殷勤，致使考生们意见纷然。于是不断有人建议差京官往各省主考乡试，以杜请托。
于是到了嘉靖七年，世宗采纳大学士张璁的意见，每省派京官或进士二人前往主考，但只行了两科，就因与监考官的礼节纠纷而罢，此后时行时罢，没有一定。
在原本的历史上，直到万历十一年，礼部才重新提出这一问题，最后定制：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四个读书人较多的省份，由翰林编修、检讨主考，其他省则派六科给事中及礼部主事主考。同考官也要求由进士出身的府推官、知县担任，教官只是“间用”，加以点缀而已。
但是，历史上万历十一年发生的事，现在提前到了万历十年，并且步子走得更大。
仔细想想，倒也并不奇怪，因为历史上张居正死于万历十年，到了次年，朱翊钧开始反攻倒算，同时也把一些他认为该改革的事情提上了日程。后世一提朱翊钧清算张居正，就说他一反新政，其实这种说法明显带有某个时期的政治风气。
事实上，此时的朱翊钧已经在张居正无比严厉甚至无比严苛的帝王教育下，拥有了足够的政治见解，他已经能够自己判断哪些措施是必要的，哪些措施是有问题的。所以当他对张居正的幻想破灭后，他开始通过各种举动来证明：没有你张居正，朕照样能治理好大明！
但是很快，朱翊钧发现现实与他想象中有所不同，文官集团根本不配合他，尤其是国本之争，更是让这种不配合升级成了对立和冲突。
朱翊钧开始试图从他的父祖两代皇帝身上，找到一个好的应对办法，最后他失望的发现，自己无法单纯的模仿自己父亲或者祖父。
他的父亲隆庆帝，素来以仁厚着称，他的治国理念非常简单，正如他临终之时的交待：凡有事难决，问高先生即可。
但自从出了张居正的事——这个平时教导他尊俭朴、去奢靡的帝师，自己竟然奢侈到他这个皇帝根本没法想象的境地——朱翊钧不敢相信那些看起来甚至还不如张居正的臣子们了。
父皇有高先生，谁来做朕的高先生呢？学不了。
那么，学皇祖父？万历又摇了摇头，这位皇爷爷的权术不可谓不高明，可是身后名却是什么呢？世人只记得海瑞那句话：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内外臣工之所知也！
天下之人，都认为你不是一个好皇帝！内外臣工都知道这件事！
海瑞写这道《治安疏》的时候，嘉靖还未“盖棺”，但这句话偏偏就“定论”了！
可见，皇爷爷的权术也学不得，否则迟早自己也要被“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将来自己住进天寿山，怎么跟历代祖宗回话？
朱翊钧有嘉靖一般的聪明，却没有嘉靖那般刚愎自用甚至自私自利，但又不像隆庆那般豁达到能够“以天下累先生”，因此最终他只能选择当鸵鸟——随你们怎么上疏，我认为有必要的事情就处理，我认为没必要的事情就不回话。
后世经常有人说，万历不上朝，不理政，朝廷上下连官员都缺了一大批人，中枢机构几乎陷入停顿。
这就神奇了，中枢机构都陷入了停顿，居然还能打赢三大征？
事实上，中枢缺的那些官，大多都是些科道言官，以及有人没人根本没多大区别的闲官，补上缺，也就是多个人领俸禄罢了。
万历朝的朝廷中枢，何曾有一日“陷入停顿”？边疆出警、国内有灾等大事，朱翊钧的圣旨从来都是第一时间批复并下达到位，经常是头天送达通政司，第二天司礼监的朱批就下来了——还要怎么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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