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密年过半百，又是持重之人；张榕与裴家是通家之好，裴熙之母张夫人便是他的族妹，按理说，这两位至少该给裴熙点颜面，不明着反对，只是委婉地说明自己的观点。宰辅们议事么，哪怕寸步不让，也要讲究个心平气和，若是像市井泼妇那样争得面红耳赤，哪有什么风度可言。
事实上，首辅大人之所以摆明了旗帜反驳裴熙，主要是两点，一是怕年轻人血气方刚，能打仗就不用和平的手段解决，这样可不是什么好事，万一战争的车子没刹住，脱了缰，后果不堪设想。二便是，徐密总觉得裴熙的想法……有点不符合儒家思想，反倒像法家学派多一些。
这才更令他警惕。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生的地位被抬得很高。奈何来了个燕太祖徐然，兼用百家，导致法家、墨家、道家等学派又活跃了起来。虽说儒家已独大多年，仍旧占据鳌头，加上世家崇尚清谈，喜爱玄学，抑制了百家的生长。但无可否认，无论是民间还是世家之中，都有百家繁衍的土壤。
徐密是个明白人，他知晓，墨家、道家、黄老等学派的观点虽不错，但用在治国上不怎么合适，至少不是最合适的。但法家就不一样了，法家的学说听上去便极有煽动力，尤其是对年轻的君主来说，再没有比“开疆拓土”更吸引人的了，既然要开辟疆土，那么自然要“以法治国，富国强兵”。
在治国主流学术的争夺上，法家有与儒家一争的力气，徐密身为大儒，怎能容许法家思想占据朝廷的主流，甚至被君主更加倚重？这等危险的苗头，当然要打压下去，要让年轻人认识到，平稳持重才是宰相该有的素养！
裴熙见徐密的态度，猜到这位宰相在想什么，只想叹息——何必将学术之别看得那么重呢，管他法家儒家，好用不就行了么？再说了，你不信我，觉得卫拓持重，但这一位……他瞥了一眼卫拓，见对方还是一副冷冷淡淡，平静非常的模样，只觉牙酸。
这一位连一旦开战，怎么对付敌人都想好了，你当他骨子里不想打仗？括户一事，卫拓若没琢磨三五年以上，自己这个裴字就倒过来写！
卫拓察觉到了裴熙的目光，却没说什么。
他和在座的宰辅们都不一样——无论徐密、张榕、钱明还是江柏，他们位极人臣之后，先考虑得是如何做官，斡旋上下关系，平衡朝堂局势，给自己营造清正的好名声，然后才是为国家做事。所以，他们会选择平稳的道路，抵触风险。因为对他们来说，无论是发现新作物，还是修葺运路，这都是明摆着名利双收的好事。至于开战，最好别主动挑起，更不能像裴熙说的那样，钓鱼执法。
并非不忠心为国，只是顾虑的重点不一样罢了。
卫拓早年就发下心愿，又承载了长辈们的期许，竭力想为国为民做出一番实事。对他来说，高位是做实事的先决条件，否则治一地容易，治天下难。如果可以，他倒希望自己大权独揽，说一不二，以铁杆手腕将政策推行下去。奈何他并不是秦氏皇族的人，一旦做了这等事，首先就要面临君权与相权的无尽争夺和拉锯。若非万不得已，他并不想为这种事情花费力气。
秦琬的心思，卫拓也能猜出来一些，无非是想要括户，但不想推人出来背黑锅罢了。这份心意很难得，他也很感动，就是觉得秦琬还是年轻了些，想当然了一点——括户一事，哪怕起因不是有人跳出来说要括户，但到底是要人主持的。并且这个主持的人必须身居高位，最好是大夏宰相，又在户部任过职，若是现在还任职，那就更妙了。
身为君主却怀有赤诚之心，这不是坏事，尤其在现在。因为圣人为儿孙留下来的重臣，没有权力欲太重的，公心到底还是大于私心。
帝王心术固然重要，但臣子也是人，尤其是在中枢混的，没几分头脑手段，压根呆不下去。既想治理好国家，又不想背锅，留下不好的名声，便让臣子做事，再惩戒对方以平息那些利益受损之人的愤怒，这并不是什么高明的手段，但凡有些脑子的人都能看破。哪怕有一些臣子为了国家，愿意抛头颅洒热血，更多的人却会寒心，明明看到了国家的弊病，却不再指出来，更不愿去改变。
江柏也不大建议裴熙钓鱼执法的举措，总觉得这样非但有失厚道，而且不磊落堂皇，故他附和道：“朝廷之威，岂是区区世家就敢违逆的？听闻这几年黄河夺淮之事屡屡发生，当务之急，应以治河为要。”
自汉以来，淮河就时常为黄河所侵，前朝对此事尤为看重，特意召水利能人测算，虽未测算出什么有用的东西，却发现黄河曾几次改道，但不知为何，一条传言便流传开来，说有朝一日，黄河改道，便有可能夺泗夺淮入海。
黄河改道可不是什么小事，滔天洪水裹挟泥沙，足以令河道被夷为平地，湖泊和支流更不必说，十条得荒废九条，山川地貌都要为之一变，何况旁的呢？不过这终究是人力难以遏制的事情，江柏提起此事，也不过是想告诉秦琬，没修好东南运路之前，最好不要打仗，粮食和人口的运输都会对财政比较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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