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施行以推荐为标志的察举征辟选官制度，原本实行状况良好，被推举得人大多是优秀人才，但是，这个制度延续一段时间之后，就出了问题。一来做高官的人，周围的人对其子弟势必高看一眼，即使没有特别的托请，进仕途的高官子弟，往往也会被人优待。高官的光环投射到自己的子弟头上，似乎非常自然。二来，由于在制度上，高官有推荐人才的权力，对于被推荐人而言，荐主才是真正改变他命运的人，对他有知遇之恩。
待到被推荐的人日后也做了比较大的官，也有能力推荐的时候，他们报恩的最佳方式，似乎就是把恩人的子弟推荐上去，如果已经进仕途，则在晋升方面拉一把。
于是就逐渐形成了这样的局面，越是高官，其子弟就越是做官的机会多，几代积累下来，就形成了东汉末年的门阀。袁绍和袁术两个人资质平平，但仅因为两人出身四世三公的袁家，子弟门生遍天下，所以，起兵的时候，居然一时间形成为最大的两个军阀集团。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由于实行九品中正制，做官干脆成了官宦子弟的专利。
吏部选拔，只需查阅各人的牒谱便是。
众所周知，这个国家分裂，政治黑暗，主因就是官僚制成为了变相的世袭贵族制。
彻底改变这种局面的是科举制度的执行。我们知道，所谓科举制，就是考试取官。
无论什么人，平民还是皇族，只要通过相关考试，就可以做官，其实，在科举时代，对高官和皇族也有优势，不仅子弟可以上比较好的学校，而且有门荫制度，高官子弟，可以通过门荫直接进仕途。但是，由于比较严格的考试制度，使得这个时代形成了一种风气，凡是不从考试做官的官员，会被认为没有本事。
花钱买官的捐班自不必说，被人看不起。
而从门荫进仕途的人，也往往被人视为纨绔子弟，同样为人轻视。
风气所及，即便是皇帝，也不大看得起这样的人，所以，门荫出来的人，升迁也难。在这种情景下，即使高官子弟，只要有心走仕途，往往得走科举之路，真刀实枪考上。有人研究，自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能够保证大约有半数的及第者，出身中小士绅和平民，另一半，多是官宦子弟。
现在中国的问题，首先是在于长期以来，国家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选官制度，高考制度一度成为变相的科举，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干部选拔依然有另外的途径，没有文化的工农干部甚至还有晋升方面的优势。
即使在大学考试，高官子弟也曾有推荐入学的另外途径，使得高考的公平性大大折扣。在大学毕业生不包分配以后，虽然实行了公务员考试制度，但到目前为止，不仅这种考试还不是国家统一考试，而且进公务员队伍仍然存在其他途径。改革后对进公务员队伍实行的学历限制，随着‘五大’毕业生，也就是电大、职大、函大、夜大、自考这些毕业生的出现，很就形同虚设。
而对于海外留学生却特别的优势，由于一些在国内考不上大学的干部子弟可以通过花钱出国去留学，混一个学位，就可以回来享受优惠。现在新生的官二代有相当多的人喜欢直接进仕途，趁父辈尚在任上的时候，尽可能的晋升到一定高度。
这些抢官的官二代就形成了今天大为舆论诟病的权力世袭现象。
其次，由于官本位的缘故，在任官员掌握了社会上最多的资源，而中国传统的家族观念，依然强国，无论官员本身是否参与，一定级别的官员子弟，无论做什么，只要在这个官员的影响力范围之内，都不言而喻的会得到人们的照顾。
如果这些官宦子弟经商，只要打出父辈的招牌，往往就会一路顺风，获得平民子弟望尘莫及的便利。
在改革初期，很多**往往喜欢利用父辈的余荫去下海经商，获取经济利益。这些人有的是宦商，有的是私商，但无论宦商私商，他们经商的途径，往往有权力的阴影。即使少数人真如他们所说，上升或者致富，是由于自己的才干，由
于大环境所致，依然难以令人心服口服。
正如常识告诉我们的那样，官二代和官二代不见得都是坏人，贫二代也不见得都是好人。
但是，这样两种明显的不公平，加上日益恶化的官民矛盾，必然使得官二代成为众矢之的。
事实上，一些官二代疯狂抢夺资源，这也包括人事资源，他们的这种行为已经成为令人不敢恭维的官场风习的一部分，最大限度的为社会上仇官的情绪添加了燃料。
跟贫民相比，官员的后代，原本就有竞争的优势，如果连竞争的本身都被取消，变成**裸的有权者通吃，那么，由此造成的社会危机，是不言而喻的。”
赵得三听得入神了，其他人也全神贯注的听着，不愧一个女人能够干到省委副书记的位置上，肚子里有料，吴敏点着头一脸受益匪浅的说道：“苏书记，你讲的很有道理。”
苏晴继续说道：“这样的现象其实说到底还是官本位思想在作怪。虽然说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应该改变官本位的状况，但是，在没有改变之前，政府绝对不应该强化这种来自帝制时代的传统。即使仅仅出于保证从平民中汲取人才的需要，出于社会稳定的需要，也必须下大力气保障社会上升渠道的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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