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祢衡...先生方才说的那些，俺觉得其实都不是很要紧。”
这话一出，尤其是后半句，再一次引得众人沉思。
是啊，天公将军一年不到便从一个无处栖身的流贼成了一州诸侯，那么他的地盘，又怎可能一直只是一州呢？
“哈哈哈，你啊。”王政心怀畅慰，只觉自家这两个总角才是系统之外最大的收获，郎笑声中拍案而起，睥睨全场，正色道：“两位少校之言，正合我意！”
“本将心意已决，吾之首府，当为下邳也！”
他这主公既发话了，便是乾纲独断，一锤定音，此事已是定下，不用再讨论了，至于接下来如何完善官署衙门的设施，以及其他地方的人员、资源的搬迁，这事自然是由祢衡以及新附的陈瑀等人负责操办，自行商讨。
接下来便是讨论行政上的中枢组织了。
这个基本上也是和第二件事情“定官制”实为一体了。
东汉体制继承了前秦和西汉的体制，职官制度基本上沿袭前朝，但旧有的制度不可能完全适应新时代的发展，因而又不完全与之相同。
如王政的这个“徐州刺史”，刺史者，本是中央官员，有点类似于后世的钦差大臣，起源自汉武帝时设立的十三刺史部，主要负责监察二千石长吏、强宗豪右和诸侯，与尚书令相似，刺史秩六百石却能监察二千石的地方郡守，位卑而权重，假刺史印绶，有常治所。常以秋分行部，御史为驾四封乘传。到所部，郡国各遣一吏迎之界上，所察六条。
但从东汉开始，尤其是东汉末年刺史权力进一步扩大，却逐渐成为了地方常驻的行政官，不但有固定官署和驻地，且只需派人入京奏事，已不需要亲自入京师汇报。
西汉时的刺史若要罢免某州的郡守县令，是要先弹劾的，说白了只有一个投诉权，决策权却是在中央的三公手里，只有他们派人家验，核实无误后才会定夺。
而至东汉时，刺史已不必经过中央三公，弹劾连过场形式都不用了，便可直接罢免。
且刺史本为监察官员并无属吏，但后来由于其权力扩大，事务增多，开始有从事为其属吏，刺史往往派从事为耳目，掌握高官的去留大权，便开始对地方行政进行干预，到了后期，皇帝往往下诏要求刺史亲预庶政，如此一来刺史的性质便从监察官转为行政官。
而在东汉末年时，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使得地方郡守难以应对，为了镇压叛乱中央再出昏招，连兵权都开始下放，直接便让刺史、郡守乃至县君都拥有了典兵之权，发展到灵帝听从宗室刘焉的建议，将刺史改为州牧时，中央权威已是形同虚设，群雄割据的局面再难更改。
既然暂时决定继续沿用大汉的体系，那么官职直接照搬即可，并不算难，麻烦就麻烦在官职人员的任命上。一个个的郡县，都得确定人选，下达公函。
而这恰恰便反应了王政地盘扩展太快后出现的问题了。
如彭城、琅琊这样时间长点的还好，张昭在之前本已口头任命过国相，琅琊亦有几大士族的子弟管理，如今不过是一一补个文书章程即可。剩下泰山、东海、下邳这三处的郡县，很多地方到目前为止，基本都是安排一部分天军御外镇守，天辅营则负责治安，却是一个文官都没有，内政上基本都是武将兼管，这等权宜之计，不可长久，趁此机会，还得挑选任命合适的人选。
如郡守、县君这些，权力极大，更决定内政民生，可谓十分重要。更是第一次正式的任命，王政必须亲自过目，交代了祢衡和陈瑀联合负责，加紧选定名单出来，然后交给他，再来一一确定。
除了这些地方官员之外，还要任命刺史直属的部门和官员。
这点便不能照抄了。
因为两汉名义上始终是郡县制，这代表着郡县有常设固定的体系机构，州反而没有。
如今的各路诸侯基本也都是自己重新架设出一套体系，什么长史、司马、参军、别驾之类的官员方才给州牧、刺史配置上去。
最后在陈瑀的建议下，大体分为三个部分，政务上设立司马府，军事上设立霸府，考核官员、针砭政事上，设立司空府。
宰执府里王政任命了祢衡为左司马，张昭为右司马，即为目前一州官员的核心。
自认王政为主以来，祢衡屡次献计功劳不小，但所谓善战者无赫赫之功，相较而言张昭自成为彭城国相后亦是治理有方，更有输运粮草、补充前线士卒之大功劳，可谓允文允武，且无论名气、资历、年龄其实都要在祢衡之上，他位高居祢衡，连祢衡本人也没什么意见。
补充说下，秦汉的官制里其实都是右尊左卑，如秦代的爵位分为二十级，左庶长是第十级，右庶长是第十一级，左更是第十二级，中更是第十三级，右更是第十四级，一直到高的第二十级。可见右尊于左。
甚至直到唐时都是如此，右尊左卑的另一个明证，是升职一般称为“右移”，降职则称为“左迁”。诗人白居易在其着名的《琵琶行》里，就有一句“予左迁九江郡司马”的失意之诗，韩愈也写过《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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