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金有了两位大将的相助如虎添翼，在他们的谋划下，首先稳住了有所动摇的镇南王脱欢，答应赦免失去江南之罪，将其拉到真金这一边；又通过答应优先增加补给安西军粮，说服忙哥剌支持真金；最后以让也先帖木儿家族世袭云南王为条件，获得忽哥赤一系的首肯。
对于一直不服的那木罕，他们不理不睬，其再蹦跶只有一个人也闹不起事情来。而那些外宗王在软硬兼施下也闹不起事情来了。这样明显的政治打击，强悍的那木罕不可能不反感，因为自己的既得利益已经受到了损害，背后的小动作当然也会暗流汹涌。现在什么都被剥夺了，还要和家里人争权，心里的那个怨恨就不用提了，当然也在处心积虑地搞搞对抗。
在这样的政治大环境下，困兽犹斗的那木罕当然是有了反心，最后是公开摊牌铤而走险了，与其这样不死不活，不如拼个鱼死网破。在葬礼之后，他领军袭击真金营帐失败后，带领所属的怯薛及亲信逃向辽东封地，叛离了元廷，自立为王，走上了对抗的道路。
如此一来，真金登上汗位的道路皆被扫平，在忽里台大会上被众王推举为新一代的蒙古大汗。但其付出的代价也不小，如今宋廷趁他们内乱之际重新收复江南，逼反了北安王那木罕，面临东北和西北两个方向的叛军袭扰。而经过这场权力之争，真金的病情进一步加重，已经无法骑马，不得不滞留到春天转暖之际才踏上南返之路……
“真金和诸王都是刚刚离开和林的吗？”赵昺看完后，抬头问郑虎臣道。
“禀陛下，按照鞑子大汗召见诸王的惯例，应是大汗行驾先行离开后，诸王才会陆续离开！”郑虎臣回答道。
“嗯，真金是二月上旬离开和林，那么其它诸王也都在途中。”赵昺随手拿过地图，在长几上展开。
“陛下，是想在真金归途中下手。”郑虎臣赶紧拿镇纸帮助陛下压好问道。
“现在对我们威胁最大的并非是真金，且他回去后还会有一番争斗的。你以为当下对我们威胁最大的是哪里！”赵昺摇摇头道。
“陛下……以属下看对我们威胁最大的当属川蜀和大理旧地！”郑虎臣看着地图沉吟片刻道。
“嗯，你说得不错。”赵昺点点头道，“两地相较，朕以为大理旧地对我们威胁最大，当年鞑子无法突破两淮防线，便先取大理对我朝迂回包抄，从而形成合围之势的。如今我们收复江南，依然对我们的西翼构成威胁，西线兵团面临的压力极大。”
“我们平定江南后，大理各蕃部纷纷叛离，陛下是担心也先帖木儿返回云南后迅速镇压各蕃，依然对我朝形成威胁。”郑虎臣答道。
“是的，因而我们绝不能让其回到云南！”赵昺重重一拍案几道。
“属下定做好此事，将其击杀！”郑虎臣施礼道……
…………
赵昺与郑虎臣商议至深夜，在黎明前郑虎臣才悄然离开返回京城。而他小憩片刻天便亮了，在与众侍卫对练了一番后，用罢早膳又回到了书房处理公文。最上面的一份依然是兵部送来的，他翻看后不知如何落笔，此事解决起来并不容易。在收复江南后，为了应对拉长的战线和镇戍各地，赵昺下令大规模扩军，只禁军就迅速膨胀到三十万人。而部队的迅速壮大，不可避免会带来许多相应的问题。
首当其冲的就算武器的匮乏，据兵部统计此番虽扩军至五十万，但是现在全军共有火枪二十五万支，库存不足六万支。各式火炮千余门，但无法满足需要，尤其是水军最为缺乏。同时在平定江南的战争中，武器损耗也十分严重，辎重司报告需要修理的火枪就有近万支，而军器监虽然已经迁到京城，并恢复了部分生产能力，但仍然不足以弥补缺额。
当下征募的新兵正在进行基础训练，矛盾尚不突出，而即将进行持械训练，那么将导致新兵无枪可用的窘境，入编后也会严重影响战斗力，因此堪待急需解决。现在唯一的解决之道就是扩大生产规模，而这也牵连到火药、炼铁、子弹、炮弹等配套作坊扩建，可却不是短时间内能解决的。
迅速扩兵所带来的第二个大问题，是部队素质的降低。原因是扩编带来军官短缺，有经验的，尤其是经过新军训练营出来的士兵都被提拔起来，导致作为作战骨干力量的军士力量被严重削弱，使得部队作战能力下降。另一方面扩编后编制扩大，新兵尚在训练，缺编却严重，难以承担作战任务。
第三大问题便是经费的紧张，即便按照每个兵丁每年需要百贯计算，每年至少也需要五千万贯的军费开支。这还不算重新修建营区，打造新的战船及制备武器、被装等费用。而当下善后工作同样需要大量的资金，抚恤阵亡，安置伤残，奖励有功，还有服役满七年的退役士兵也要发放退役金。
现在朝廷重回江南，官员的增加，城池的兴建及安抚民众都要大量的资金。当下靠着打土豪和战争缴获还能应对过去，而今年却要在不增加赋税情况下筹粮、筹款应对可能随时爆发的战争，靠什么弥补财政的亏空，填补军费上的大窟窿，真是让赵昺愁死了。由以上三大问题，不难看出，恢复中原并不是振臂一呼、一呼百应这般简单的事情。要将国家利益和百姓利益进行平衡，要有着极为复杂的关节需要打通。
赵昺知道既然自己已经坐上皇帝宝座，就无法规避种种难题，也无法逃脱为人君的责任，要向打仗一样杀出条血路，对当前的国策进行改变。而这个难度也不小，但绝非大家以为皇帝“出口成敕”，皇帝说的话就是法律，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儿。
当然，中国古代还没有出现一个诸如议会那样的民选立法机构，不过宋人已经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立法民主”机制。立法不是由皇帝出口成敕，也不是由士大夫闭门造车，而是要经过“众人”的充分辩论，择其善者而从之。宋人认为自来先置局，然后许众人建言，而删定须待众人议论。当时尽管没有立法议员，但如果一项立法受到的非议很多，可以促使朝廷重新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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