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听到这个消息为之一振，南洋的木材充裕而价格低廉，这就为自己建造新型战船提供了契机，他十分清楚要建造一艘性能良好的战船，不仅需要设计合理，成本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当下中国境内由于上千年的采伐，适于造船的木料是越来越少，一根可做桅杆的好料已经是千金难求。
过去的日子赵昺一直过得不宽裕，当下可以通过海贸获得大量资金，又有价格低廉的木材可用，那么就迎来了新的契机，他可以利用进口木材造船，甚至在南洋地区建立船场，就地生产，还可以大大的减少成本。当然这个想法不是他创造的，在前世的明清时期就有人开了先河。
利益驱动创新可以说是亘古不变的真理。明末从南洋贩运货物的船户就发现那里的木材价格低，且数量充裕，就已经让他们蠢蠢欲动。但实施禁海政策的明政府对此的态度难以捉摸，可在利益的驱使下，他们便有了在暹罗就地造船的打算。
于是，商民开始纷纷到暹罗等地造船，再源源不断地贩运大米及其他货物回来。而粮食匮乏的政府也迫切需要进口大米，因而政府也默允许了商民在海外造船的行为。加上国内木材的紧张，就导致大型帆船制造业外迁。另一方面，受到成本制约的国内民间造船业也因势而变，将发展的轨迹转向了小型化及快速、便捷、精细的方向上。
不过赵昺先是按下心中狂喜，听上官禧对于商业活动的总结。一年来，他们主要还是经营东洋、南洋和西洋这三条传统航线。东洋的贸易对象主要是日本，而对东南亚的贸易，则起码有巴达维亚、暹罗、广南、马尼拉、柬埔寨、柔佛、北大年等地，相当于分布于当今的越南、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
无论怎么说商队是有皇家背景的，这也为世人所共知，所以海上商队拥有着显赫的权势，众多的商船及雄厚的资本。他们此时的优势在于船队的规模上，此次前往东洋地区的商船就达到了三百余艘，这是往年从未企及的高度。贩卖的物资依然是茶叶、丝绸和瓷器为主，及漆器、药材及外销印刷品等，贩运回国的则是金、银、铜、高丽参及硫磺、马匹、马具、纸扇、毛笔等。
往年前往东洋的商船不过几十艘，而今年的贸易量也骤然增加。作为蒙元附属国的高丽被盘剥的已经喘不过气来，为了能缓解财政困难，也顾不得是不是有‘资敌’嫌疑了，进行挥泪大甩卖，将能卖的都卖了。而日本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其得罪了当前世界霸主，虽然这年代还没有经济封锁这一说，但其它国家担心受到报复，谁也不敢跟他们做生意了，只是些做三角贸易的蕃商从大宋趸些货物前去贩卖，从中赚取差价。
不过这些蕃商卖的‘二手货’价格肯定是高一些，而他们尚不知大宋已经收复江南，去了之后不仅血本无归，且人恐怕都回不来了，即便知道了也担心过境时被追杀，只能捏着鼻子接受。可当大宋的商船出现后，问题全部迎刃而解，不仅获得了所需，也将自己的特产卖了出去。更重要的是大宋重新满血复活，大败蒙元水军，重新成为海上霸主，他们激动不已，也赶紧谋划来大宋朝贡，修复关系。
一趟东洋之行，商队赚了不少，金银入了库，货物出卖后资金也陆续回笼，利润在五百万贯以上，当下资金已经入库，让赵昺有了些许应对战争的底气。而西洋之行同样收获颇丰，要知道西洋的市场此时比之东洋要大的多，六、七百艘商船的货物皆售卖一空。
因为当前的贸易形式主要是易货贸易，而大宋当前需要的是金银这些贵金属，上官禧便采用以金银结算则优惠大酬宾的方式来吸引客商，当然以货易货则要适当提高价格。他们强势的介入西洋市场，大批货物的以较低的价格涌入，自然会影响到一些传统走这条线蕃商的生意，但也只能看着大宋的商船将钱赚走。
蕃商们却发现作为香药大户的大宋今年只采购一些龙涎香、檀香、沉香和孜然，大部分的资金都用来购进宝石、玳瑁、象牙、犀角、翡翠和珊瑚等奇珍异宝，及薰衣草和玫瑰香油等化妆品。却没有意识到这只是大宋争夺西洋市场的开始，他们垄断全球香料市场的日子就要结束了。
不过上官禧也发现阿拉伯商人在西洋市场中占据着天时地利，他们的势力几乎渗透到每一处市场，并控制着通往欧洲的海路，每次出入都会收取重税，凭此他们在西洋贸易中占据着霸主地位。如今己方强势的加入，在以后很有可能会引发争端。
赵昺听了深以为是，许多战争都是因为争夺市场而发生的，在后世更是屡见不鲜。现在虽然还不能预估在何时会发起战争，但是摩擦将成为常态，换句话说就是多人钱财无异于杀人父母，从谁碗里抢肉吃，谁也会跟你急。所以他以为由此引发的战争的风险很高，当下就应该开始做准备应对可能到来的战争。
上官禧的担忧不是没有来由的，此次出海西洋的船只达到六百余艘，交易额达到三千万贯之巨，平均每艘船达四万余贯。除去货物成本和途中的损耗、船员的薪资及其它损耗，获利也在六成左右，所以可以给赵昺带来近二千万贯的收益，而这些还没有加上未来香料生意所得，但这也已经相当于当前国家税赋收入的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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