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八年过去的时候，整个东亚大地都在起火生烟。
西北各省联合组起的勤王军大溃败后，随着军机大臣阿桂病故，陕甘总督李侍尧独木难支，只能勉强收拾败军，退守太原。消息传出后，天下督抚一片哗然，但是陕甘总督兵败如山倒、直隶总督束手就擒、湖广总督遇刺，这一件件消息传出来，虽然还有个别督抚叫嚣着要勤王、要开捐、要办民团，但是落到实处，也不过是个守土自保的心思而已。
川、鄂、云、贵四省则都有教门起事，而在一支支冒出来的义军里，总能见着几支道士率领的部队。在一堆拜无生老母、信弥勒下生的白莲支派之中，这些道士军就显得好生格格不入。
雪域高原之上，自称月神后裔的廓尔喀人，正趁着军备强盛的时候，将那些捻着人顶骨佛珠的奴隶主们揍得哭爹叫娘。现任的驻藏大臣，又是个除了给上师们布施酥油茶外，万事不通的废物。布达拉宫的新主人、八世活佛强白嘉措，只能一边忍痛大出血，一边上书给文殊菩萨化身的乾隆老佛爷求援。
可惜当使者千辛万苦到了直隶，却发现文殊菩萨如今正在向蜀汉末帝安乐公刘禅努力学习，而作为文殊菩萨的监护人，不管是魏野还是慕容鹉，都没有给一群恋尸癖晚期的秃驴出头的兴趣。慕容鹉没有直接批一句“秃驴滚蛋地留下”，就算是他格外地有涵养了。
雪域高原的事情，慕容鹉只能暂时搁置，等着将来把廓尔喀人和世界屋脊连锅端。
而魏野却发现，自己又有事情好做了——陕甘地方的哲和忍耶血脖子教余孽，也没放过陕甘绿营元气大伤的这个好机会，几个潜伏下来的伊玛目们登时又带着血脖子教的回子们在石峰堡起事，转眼间就席卷了整个甘肃！
然而当李侍尧勉勉强强分出一支兵马回援之时，人们所见到的，只有这支叛军留下的一具具焦尸。
有好事的人事后查访了一番，甘肃地方上的血脖子教众竟像是被人连根拔起，不留一个活口，而甘肃民户经过这个冬天，也等若少了不知多少成年男丁！
心腹之患以这种诡异的方式退了场，陕甘总督李侍尧却是丝毫不觉得欣慰，反倒愈加地疑神疑鬼起来，政事少有过问，反倒对佛经起了颇大兴趣，自己手抄起了《大乘起信论》。这位一生大起大落的乾隆朝重臣，自己大概也没料到，会在迟暮之年突然转了性子，更不会想到他在乾隆四十九年的早春时节，上五台山清凉寺受了菩萨戒，做了一位宰臣身的白衣居士。
李侍尧的功名之心冰消瓦解，大有逃禅世外做个槛外人之意，但是天下间滔滔攘攘，还不是平息的时候。
虽然满清皇室对外面的世界，总是抱着不信任与危机感，但是在广州、在澳门，关于这个雄踞东方的老大帝国那一举一动，总是瞒不过有心人的眼睛。
虽然居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已经丧失了他们祖辈的进取心，他们在广东的商行，也往往变成了他们享受分红的不动产。但是他们的合伙人可不这么看——
荷兰人的商船遍布大半个亚洲，从九州岛的长崎到马六甲的淡马锡，到处都可以看到悬挂红白蓝三色旗的商船忙碌地穿梭着。
虽然在英荷战争与法荷战争后，曾经独占世界远洋贸易之利的海上马车夫眼瞅着内囊也上来了，但是作为老牌的殖民国家，为它服务的亚洲殖民地官员们，还有着足够灵敏的嗅觉。从广州十三行那里，他们就足可以打听到足够多的消息。
从长崎的荷兰商馆到爪哇岛巴达维亚的总督府，一封封信件在来回传递着，其中有一些也不乏旁观者的真知灼见：
“……鞑靼人在这个国家的统治即将宣告结束了，尽管这件事被广州的满大人们秘而不宣，但是西班牙银币的魔力是任何人都无法抗拒的，清国人也一样。可怜的广州总督，这位鞑靼贵人已经有三个月没有出现在公众面前了，他的幕僚们私下里传说，前朝皇族的后裔刺杀了鞑靼皇帝，并且将北方的鞑靼贵族成批地处死。这个画面，会让人想起法兰西的雅各宾党人是怎样对待路易十六一家的血腥故事。如果我是一个手艺还过得去的画匠，我会想尽一切办法前往清国的京城，把这场叛乱的场面一五一十地描绘下来……”
“一个多世纪前，因为国姓爷的军队，我们失去了福尔摩沙，但是在我国援助下，鞑靼皇帝得以平息了可怖的国姓爷叛乱。这给我们的商业活动带来了一定的好处，但是随着鞑靼帝国的毁灭，我们曾经获取的鞑靼人的善意，就成了最大的负担……”
”如果新王朝保持鞑靼人那容易惊慌、过度敏感的性情，这个国家很可能像倭国一样，走上禁绝全部对外贸易的隐士之路。对此，我不得不感到深深的忧虑……”
但是这些书信的下场，要么是沦为社交圈里的谈资，要么就进了某间办公室的废纸篓。在传统利益范围被英国东印度公司蚕食鲸吞的当下，惨淡经营的荷属东印度公司一片风雨飘摇的景象，这个当口上，东方帝国的政治更迭带来的危险与机遇，就只能“再议”、“再议”、“再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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