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诚笑了一笑，先在话里给自己留了条后路，
“奴婢原是陕西人，未曾亲历我朝漕粮转运，不过奴婢在内书堂时，尝听翰林说起前元旧事。”
“古人云，‘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以前元故事而观，以海运替漕运，实在恐非易事。”
朱翊钧这个时候就不得不佩服朱元璋当年的高瞻远瞩。
他想朱元璋同李自成最大的不同就在这里。
虽然二人都是农民出身，但是朱元璋是起了兵就一定想要做皇帝的那种人，所以他从来不指责妥欢帖木儿强征民工开凿河道。
因为他知道他会当皇帝，他当了皇帝也一样会凿河道，即使他不凿，他的子孙也一定会像妥欢帖木儿那时一样去征民工、凿河道。
因此朱元璋起兵归起兵，挖统治阶级墙角这种事他是从来不做的。
所以后来即使天下姓了“朱”，大家也没觉得有甚么不对。
相比之下，李自成就实诚得有些“愚”了。
像“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这种空话，说了也就说了，反正老百姓也分不清哪个是“真宋”、哪个是“真龙”。
李自成倒好，一张口就是“闯王来了不纳粮”，这一“不纳粮”，直接就把统治阶级的根子给挖了，百姓不纳粮怎么去供他一个农民皇帝？
就像后世民国政府给溥仪以“优待条件”逊位，一个是欺君，一个是欺民，都是败史。
都是先造了一个大局面，教人盼着它败才解恨，仿佛刀切甘蔗、刃断芭蕉，真成了势那就不好看了。
所以朱元璋的起兵叫打天下，而李自成的起兵才叫起义。
农民打天下和农民起义当然是不同的。
打来的天下是一家一姓换了另一家另一姓，这换上去的那一家便尽可以奚落前者，借鉴前者，把前者的难处时不时地拿出来评判评判。
虽然本质都是一样的内核，可一样的事情换到了他人头上，评判起来就不算丢了自己的人了。
朱翊钧道，
“好，蒙元故事总有警醒之用，你且说便是。”
张诚笑了笑，开口即道，
“据奴婢听闻，其实昔年忽必烈在时，即有丞相伯颜上呈开通胶莱河之策，蒙古人不事生产，只有南粮北调，才可维持元大都城中一应开支。”
“而蒙元时，黄河数次改道，多股支流并入一支汇入淮河，洪灾泛滥，黄河下游沿岸的湖光、淮安，尤其是会通河沿岸的河南等地的水患的破坏力严重。”
“依理而言，伯颜提出此等良策，蒙古人理应击节叫好，无有不应，可胶莱河海运之议，终蒙元一朝也并未真正施行。”
“蒙古人说胶莱河工程浩大，费用繁多，倘或开工建设运河，必然要由山东地方提供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支持。”
“而仅以山东一省之力，于如此规模的工程而言，只是杯水车薪，因此当时就任山东的蒙元官员频频推搪塞责，以致胶莱河迟迟不得动工。”
“似此这番说法，皇爷以为如何？”
张诚说了一半便去看皇帝，朱翊钧知道他借古讽今不敢直言的意思，于是接口道，
“这番说法极为荒谬，蒙古人入侵中原之后抢掠不断，连把中原耕地全部变为牧场的法子都想得出来，他们如何会格外顾惜山东一省之民力？”
“即便蒙元朝廷为了维持漕运，财政入不敷出，能够提供的拨款甚为有限，但就算要山东地方自筹，那也无可厚非。”
“倘或胶莱河建成，山东运河沿岸必定商贸繁荣，商贸一旦繁荣，山东官员自然有的是办法充盈地方财政，如何会因顾惜民力而反对开凿海运河道呢？”
“依朕看来，定是因为蒙元时，各省各路均设‘达鲁花赤’为掌印要员，具有定策大权，其职又均由蒙古人或色目人来担任。”
“外夷目光短浅，不知海运可兴商利，又怕揽事上身，自然只是推说顾惜民力，以求早日升迁罢了。”
张诚笑着应道，
“皇爷说得是一样，不过依奴婢看来，达鲁花赤这般推搪，也是顾虑甚深。”
“依蒙元之国力，新河从开凿，到建成，到沿岸繁荣，到收回成本，到地方财政充盈，至少要七、八年的时间，长则要达十数年，远远超过蒙元达鲁花赤的任期。”
“皇爷也知道，蒙元朝政混乱不堪，忽必烈在位时，朝中的汉法派与理财派争斗不休，甚至已然到了御史直接上疏让忽必烈禅位于真金太子的地步。”
“倘或有一蒙古人在任山东一省的达鲁花赤，他知道蒙古人必得朝廷重用，他有朝一日必将升入大都，那他又如何会赞成丞相伯颜的提议呢？”
“且不论伯颜党派立场，倘或那达鲁花赤赞成了，胶莱河也顺利开通了，那运河带来的功劳却不会记在他身上，忽必烈只会赞赏伯颜理政有方。”
“相反，倘或那胶莱河的施工过程中要出了些岔子，或者激起了汉人的民变，那过错却又是那达鲁花赤自己担着，丞相伯颜未必会替他说情。”
“即使忽必烈能记得他的功劳，伯颜也能体会他的难处，可待这运河盈利之时，这达鲁花赤恐怕早已升往他省。”
“后来者一事无成，却能白白落个海运河道经营有方的好处——这还算是幸运的。”
“倘或朝中两派斗法凶狠起来，有人为对付伯颜在胶莱河上生事，又栽赃到前任山东达鲁花赤头上，那此人又该如何自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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